（一）新坐标与旧阴影：当追踪指向“诱骗起点”
“真相重构”项目报告公开后的第四十七天，程俊杰在监控暗网神经技术黑市交易时，捕捉到一组异常数据流。
“有人在批量购买脑电波干扰设备，收货地址经过七层加密，但支付路径中出现了一个我们熟悉的中间账户。”凌晨两点，程俊杰将警报发送至核心团队加密频道，“那个账户三年前曾出现在危暐的转账记录中——是他母亲医疗费的接收方之一。”
张帅帅立即召集紧急会议。投影上显示出两个时间点的资金流向图：2019年3月，危暐向该账户转账八万元人民币，备注“母亲靶向药费”；2023年11月，同一账户收到来自开曼群岛的比特币支付，折合约五十万美元，用途不明。
“这个账户属于福建一家医疗中介公司，三年前已注销。”付书云调出工商档案，“法人叫陈永明，四十六岁，福州人。公司名义上是为重症患者提供海外医疗咨询，实际涉嫌多起医疗诈骗。”
梁露比对该公司的患者记录：“2019年2月，危暐的母亲林淑珍被列为‘潜在客户’，记录显示‘家属为程序员，收入中等，母亲肺癌晚期，情感依赖性强，可开发’。”
“可开发？”曹荣荣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医疗中介用这种词形容患者家属？”
鲍玉佳翻看危暐的早期日记：“2019年3月5日，危暐写道：‘今天接到陈经理电话，说有德国新药，但需要预付八万。妈妈疼得整夜睡不着，我还能怎么办？’三天后，他写道：‘钱转过去了。陈经理说可以安排妈妈去泰国疗养，费用他帮忙找优惠。’”
“泰国？”孙鹏飞调出危暐的出境记录，“2019年4月2日，危暐持旅游签证飞往曼谷，理由是‘考察母亲疗养机构’。4月5日，他从曼谷失联。4月8日，他出现在缅甸KK园区的入境记录中。”
沈舟在地图上标注时间线：“从福州到曼谷，曼谷失联三天，然后出现在KK园区。那失踪的三天是关键——他是如何被骗到缅甸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自愿’进入园区的？”
魏超从侦查角度分析：“如果是暴力绑架，边境会有痕迹。但危暐的护照显示他是正常从泰国清莱府口岸进入缅甸大其力的，那里是合法口岸。也就是说，至少表面上看，他是‘自愿’入境的。”
马强补充：“KK园区当时有‘技术人才引进计划’，包装成高科技公司招聘。危暐可能以为自己应聘的是泰国或缅甸的合法It岗位。”
陶成文摘下眼镜，用力揉着眉心。这个细节他三年来不敢细想——他最得意的弟子，那个在实验室里谨慎到每次提交代码都要检查三遍的年轻人，怎么会如此轻率地跑到东南亚去“应聘”？
“我们需要还原2019年4月2日至4月8日这七天。”张帅帅做出决定，“不是通过危暐被篡改过的记忆，而是通过一切客观痕迹：通讯记录、监控录像、住宿信息、同行者证词。林奉超，能否协调泰国和缅甸警方，调取当年的记录？”
林奉超在视频中点头：“泰国的记录可能还在，缅甸方面需要时间。但有个问题——如果危暐被骗是整个实验的起点，那么魏明哲一定会抹除关键证据。”
“那就找他们抹不掉的证据。”程俊杰说，“每个人在数字世界都会留下痕迹，就像在雪地里行走——你可以掩盖脚印，但改变不了雪被压过的事实。”
（二）曼谷的第一夜：当善意成为陷阱的诱饵
团队兵分三路。
程俊杰和付书云负责数字溯源，试图恢复危暐手机在2019年4月的通讯数据和位置记录——那部手机在KK园区被没收，但云端备份可能残存。
孙鹏飞和沈舟飞往曼谷，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查找危暐当年可能入住过的酒店、使用过的交通工具。
曹荣荣和鲍玉佳则从心理学角度重建危暐当时的状态：一个母亲病重、经济压力巨大、对导师愧疚（当时危暐已私下接外包项目赚钱，觉得对不起陶成文的培养）、处于职业迷茫期（日记显示他对当时的工作不满）的二十五岁程序员，会在什么情况下被说服前往东南亚？
陶成文留在研究院，整理危暐离家前的所有物品——那个他再没回去的出租屋，三年来一直由陶成文支付租金保留原样，仿佛弟子还会回来。
第二天下午，第一个关键发现出现。
付书云恢复了危暐icloud中已删除的部分信息记录。2019年4月3日——即危暐抵达曼谷的第二天——晚上11点23分，他给一个泰国号码发送了一条英文信息：
“r. , I have arrived at the hotel you rended. whenI visit the dical ter toorrow?”（陈先生，我已入住您推荐的酒店。明天何时可以参观医疗中心？）
对方回复：“10 A, I will pick you up. Rest well. Reber,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r other.”（上午10点，我来接你。好好休息。记住，这对你母亲是个好机会。）
程俊杰追踪那个泰国号码：“注册人是曼谷一家旅行社的职员，但该职员说他的身份证曾遗失，怀疑被冒用。号码在2019年4月10日停机，正是危暐进入KK园区的两天后。”
梁露比对危暐的信用卡记录：“4月3日，危暐在曼谷素坤逸路的一家三星级酒店刷卡支付了一晚房费。4月4日没有支付记录——可能由他人支付，或换了住处。”
孙鹏飞和沈舟找到了那家酒店。七年过去了，前台已换了几轮，但经理电脑里还保留着当年的入住记录。
“2019年4月3日，一位中国籍男子入住，姓名wei wei，护照号码核对一致。”沈舟将记录拍照传回，“监控录像只保留三个月，早就没了。但经理记得一个细节——这位客人入住时很焦虑，不停地看手机，还向前台询问‘附近有没有医院或医疗中心’。”
孙鹏飞追问：“他是一个人吗？”
“登记是一个人，但经理说，当晚8点左右，他看到这位客人和一个中年男人在酒店大堂聊天，后来一起出去了。”经理努力回忆，“那个中年男人会说中文，穿着像商务人士，戴金丝眼镜，很斯文的样子。”
曹荣荣听到这个描述，立即调出医疗中介陈永明的照片——工商档案里有一张模糊的证件照。孙鹏飞将照片给经理看。
“有点像，但不太确定。七年了，记忆模糊了。”经理摇头。
鲍玉佳分析：“如果陈永明亲自飞到曼谷接应，说明这不是普通的医疗诈骗，而是有预谋的‘人才诱骗’。危暐母亲的病情可能被当成控制他的杠杆。”
陶成文在出租屋里找到了佐证。在危暐的书桌抽屉最底层，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宣传单，标题是“东南亚数字医疗创业计划”，副标题“高薪诚聘AI算法工程师，提供家人医疗福利”。
宣传单设计精美，印着新加坡、曼谷、仰光三地的办公室照片，公司名称是“亚洲数字健康科技公司”。陶成文用手机扫描宣传单上的二维码——早已失效。但他在宣传单背面发现一行手写小字，是危暐的笔迹：
“陈说月薪五万美金，可安排妈妈去新加坡治疗。风险大，但妈妈等不起了。陶老师会失望吧。对不起。”
日期是2019年3月28日。
“也就是说，在出发前五天，危暐已经知道要去的是‘东南亚’，可能包括缅甸。”曹荣荣分析，“但他未必知道具体是KK园区。宣传单上写的是‘仰光办公室’，而KK园区在缅北掸邦，距离仰光八百公里。”
魏超调出当年KK园区的招聘资料：“他们确实用‘仰光高科技园区’作为幌子，等应聘者到了泰国或缅甸，再以‘总部培训’‘临时调动’等理由，把人骗到缅北。”
“关键是4月4日到4月7日这四天。”张帅帅在地图上画圈，“危暐4月3日在曼谷酒店，4月8日出现在KK园区。中间四天，他去了哪里？见了谁？经历了什么才会‘自愿’进入诈骗园区？”
林奉超从缅甸警方获得一条线索：2019年4月6日，缅甸大其力口岸的入境记录显示，危暐与另外三名中国籍男子同时入境，四人持有的都是旅游签证，但接待方是“大其力科技文化交流协会”——这个协会后来被查明是KK园区的外围组织。
“另外三人是谁？”马强问。
“名字都是假的，护照信息后来被证实伪造。”林奉超说，“但口岸监控拍到了四人同框的照片。”
照片传回。画面中，危暐穿着浅蓝色衬衫和牛仔裤，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表情紧张但不惊恐。他身旁是三个年龄相仿的男子，其中一人正笑着拍他的肩膀，看似在安慰他。接待方是一个穿花衬衫的当地男人，手持“大其力科技文化交流协会”的牌子。
曹荣荣放大危暐的脸：“他的表情是典型的认知失调——笑容勉强，眼神闪烁，身体微侧，是想保持距离的表现。他可能已经感到不对劲，但还在说服自己‘来都来了，看看再说’。”
鲍玉佳观察另外三人：“左边这个穿灰色t恤的男人，姿势很放松，但他的手——看，他右手搭在危暐背包带上，这是一个控制性动作。右边戴帽子的男人虽然笑着，但眼睛没有笑，他在观察危暐的反应。后面那个在看手机，可能在汇报情况。”
“专业诱骗团伙。”魏超判断，“三个人分工明确：一个扮演‘同行者’降低戒心，一个扮演‘开心果’缓解焦虑，一个扮演‘观察者’评估目标状态。接待方是当地衔接人。”
陶成文盯着照片中弟子那青涩而迷茫的脸，心如刀割。那一刻的危暐还不知道，这道边境线将是他人生善恶的分水岭，而他正被人精心引导着，走向那个再也回不了头的方向。
（三）失踪的四天：当“选择”被精心设计的困境侵蚀
要还原那失踪的四天，需要更细致的侦查。
程俊杰尝试恢复危暐手机的完整位置记录。虽然手机被没收，但危暐的苹果账号曾在2019年4月5日登录过一次icloud网页版——位置显示在泰国清莱府的一家网吧。
“清莱府紧邻缅甸大其力，是前往KK园区的主要中转站。”付书云调出网吧信息，“那是家廉价网吧，不登记身份证，监控早就覆盖了。但网吧老板有点印象——他说2019年清明前后，有几个中国人包了包厢，其中一人‘看起来不太情愿，但被其他人劝着’。”
梁露查到一条关键记录：危暐的邮箱在2019年4月4日凌晨3点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陈永明”，标题“紧急：妈妈的最新检查报告”。邮件内容已删除，但邮件头信息显示发送Ip位于曼谷。
“危暐的母亲当时确实病情恶化。”陶成文翻出当年的医疗记录，“4月3日晚上，医院发了病危通知，我赶到医院时，护工说危暐打来电话，哭得很厉害，说马上凑钱转院。”
孙鹏飞和沈舟在曼谷继续追查。他们找到清莱府一家华人开的旅馆，老板翻出2019年的手写登记本——这种老式旅馆不用电脑系统，反而保留了记录。
“4月4日晚，四个中国男人入住，要了两间房。”老板指着潦草的字迹，“登记名字是wang、Li、Zhang、wei。这个wei就是你们照片上这个人。他们4月5日退房，走的时候，这个wei脸色很白，像没睡好。”
沈舟问：“他们之间有什么互动吗？”
“那个wang很热情，一直说‘兄弟别担心，好日子在后头’。Li不怎么说话，但眼神很凶。Zhang负责付钱，都是现金。”老板回忆，“wei很少说话，吃饭时也不怎么动筷子。哦对了，4月4日晚上，wei借旅馆电话打了一个国际长途，打了十几分钟，回来时眼睛红了。”
曹荣荣推测：“那通电话应该是打给医院或母亲的护工。陈永明可能用母亲的病情作为实时压力源，让危暐没有时间冷静思考。”
鲍玉佳补充：“再加上‘同行者’的社交压力——当所有人都说‘这是好机会’，你一个人怀疑，会被视为不合群。危暐性格本就内向，不擅长拒绝他人。”
4月5日的行踪最难查证。但林奉超从缅甸军方获得一份不起眼的交通检查记录：2019年4月5日下午，一辆从清莱开往大其力的私家车在边境检查站被拦下，车上四名中国男子，司机是缅甸籍。检查记录附有乘客证件照片——正是危暐等四人。
“司机是KK园区的固定接应人。”林奉超说，“这辆车经常往返边境接送‘新员工’。检查站士兵收了小费就放行了，但按规定拍了照。”
照片上，危暐坐在后排靠窗位置，脸贴着车窗，眼神空洞地看着外面。他的手紧抓着背包带，指节发白。
“那一刻，他可能已经明白这不是普通的‘工作机会’了。”陶成文声音沙哑，“但他为什么不下车？为什么不求救？”
魏超分析边境检查站的环境：“那里是缅军控制区，士兵腐败严重，就算危暐求救，大概率会被当成‘闹事的新员工’押送上车。司机和同车三人会立即控制他。而且，危暐的护照可能在‘wang’或‘Zhang’手里——这是常见手法，以防新人逃跑。”
马强调出当年KK园区的“新人接收流程”：“据逃脱者描述，新人到达园区后，会被直接带进宿舍楼，上交护照、手机、身份证。然后进行‘洗脑培训’，内容主要是‘这里赚钱快’‘国内都是骗子’‘你回不去了’。培训期间有人看守，睡觉都有人盯着。”
曹荣荣画出危暐的心理曲线：“4月2日离家时，他可能还抱有一线希望——既能赚钱救母，又能做‘高科技工作’。4月3日到曼谷，发现接应的是医疗中介陈永明，开始不安。4月4日得知母亲病危，焦虑达到顶点。4月5日被带到边境，恐慌但已无退路。4月6日入境缅甸，麻木接受。4月7日到达KK园区，被没收证件，心理防线崩溃。4月8日，正式‘入职’。”
“每一个环节都精心设计。”鲍玉佳总结，“利用他的孝心、经济压力、职业迷茫、性格弱点，配合信息控制、社交压力、环境隔离，逐步剥夺他的选择权。到最后，他以为自己‘选择’了留下，实际上早已没有选择。”
张帅帅沉默良久，然后说：“所以魏明哲的实验从这一刻就开始了——观察一个道德感正常的技术人员，在多大压力下会接受犯罪工作？需要设计多少层‘不得已’的理由？这是‘堕落实验’的第一阶段：诱骗与合理化。”
（四）第一个任务：当代码成为罪恶的第一滴血
团队继续深挖危暐在KK园区最初几个月的情况。
通过当年其他技术人员的证词和部分服务器日志，他们还原了危暐接手的第一个任务——2019年5月，入职一个月后，魏明哲交给他一个“数据清洗模块”的开发工作。
“任务描述看起来很正当：‘优化用户画像算法，提升广告推送精准度’。”程俊杰还原了任务文档，“但危暐很快发现，这些‘用户数据’来自非法爬虫，包含大量个人隐私。而且算法要识别的不是‘购物偏好’，而是‘诈骗易感性’——通过社交媒体发言、消费记录、心理测试数据等，评估一个人是否容易上当。”
付书云调出危暐当时的代码提交记录：“他提交的第一个版本中，有一个隐藏函数，会将‘易感性高’的用户数据标记为‘不推荐’。但代码审查时被魏明哲发现，打回重写。”
梁露找到魏明哲的批注：“‘情感干预会降低算法效率。记住，你的工作不是评判用户，而是提供精准数据。你母亲的下一期治疗费已经预付，专心工作。’”
“赤裸裸的胁迫。”孙鹏飞说，“用母亲的治疗费作为要挟，让危暐放弃道德坚持。”
沈舟比对时间线：“就在代码打回的同一天，危暐日记写道：‘魏教授预付了妈妈三个月的治疗费。我欠他的。代码重写了，那些标记函数删了。我不是在害人，只是在做数据分析……对吗？’”
曹荣荣分析这个心理转折点：“这是典型的道德脱敏——先给一个看似‘有底线’的任务（只是数据分析），然后用恩惠制造亏欠感，最后通过‘重写代码’这个动作，让危暐亲手删除自己的道德防线。他在心理上参与了‘合理化’的过程，这比直接被强迫更能消解抵抗。”
鲍玉佳关注危暐日记中的自我说服句式：“‘我不是在害人’‘只是在做数据分析’‘对吗’——这些都是在寻求自我说服。魏明哲可能教过他这些心理技巧，让他主动构建认知失调的解决方案。”
陶成文想起危暐曾问过他一个问题。那是2018年秋天，危暐在实验室加班时突然问：“陶老师，如果一个技术本身无罪，但被用于犯罪，开发者要负责吗？”
当时陶成文回答：“技术有意图。如果你明知可能被滥用还开发，就要承担伦理责任。”
危暐追问：“如果不知情呢？或者一开始不知情，后来发现了，但已经无法抽身？”
陶成文说：“那就承担‘发现后不作为’的责任。技术者的伦理判断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的过程。”
现在回想，危暐那时已经在预演自己的困境。
2019年6月，危暐完成了“诈骗易感性算法”第一个正式版本。服务器日志显示，该算法上线第一周，就筛选出三千名“高易感用户”，这些人的数据被推送给诈骗团队，据说“成交率”提升了40%。
危暐在日记中写：“今天看到业绩报告，我的算法帮他们多骗了……不想算。魏教授说这只是开始，我的能力可以创造更大价值。什么是价值？妈妈今天能下床走路了，这是价值吗？”
“他把母亲的病情好转与自己的罪恶工作直接关联。”曹荣荣说，“这是操控者常用的手段——将受害者道德痛苦的缓解（母亲治疗有效）与不道德行为（开发诈骗工具）绑定，让受害者产生‘恶行带来善果’的扭曲认知，从而持续参与。”
鲍玉佳补充：“同时，魏明哲不断强调危暐的‘技术价值’，满足他的职业成就感——在原本的工作中，危暐只是普通程序员，但在这里，他是‘核心算法专家’。这种价值感的落差也会削弱道德抵抗。”
陶成文在危暐的出租屋里找到更多证据。在一个旧笔记本上，危暐写满了自我辩论：
“如果我不做，别人也会做，而且可能做得更坏。”
“至少我的算法可以控制伤害范围……可以吗？”
“妈妈今天笑了，多久没看到她笑了。”
“我不是骗子，我只是写代码。”
“陶老师会怎么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