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宅的清晨：茉莉花茶与未完成的拼图
清晨六点，福州的天空泛着鱼肚白。危家老宅的厨房里，林淑珍像往常一样烧水、洗茶具、取出那罐珍藏的茉莉花茶。茶叶与干茉莉花混合的香气，随着蒸汽在厨房里弥漫开来——这是危暐最喜欢的味道，他说这香气“淡得像光，但总能在黑暗里找到”。
客厅里，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陆续到来。鲍玉佳带来了一叠最新的心理评估报告，关于VCD园区那327名学员的恢复情况；张帅帅手里是国际刑警组织刚发来的加密简报，关于魏明哲犯罪网络的后续清理进展；程俊杰背着那个从不离身的设备箱，里面是改进版的神经共鸣阵列和危暐留下的所有数据备份。
陶成文最后一个到。他手里拿着一个老旧的牛皮纸档案袋，边缘已经磨损，封口用红色的蜡封着，蜡印是一个简单的字母“V”。
“今天早上在邮箱里发现的，”陶成文将档案袋放在桌上，“没有寄件人信息，但邮戳是新加坡，日期是两周前。”
“魏明哲？”张帅帅警惕地问。
“不确定。但蜡印是危暐的习惯——他小时候做‘秘密文件’时，就喜欢用这个V字印章。”林淑珍轻声说，手指轻抚那个蜡印，“小暐七岁时，我用蜡烛油给他做了第一个印章，他高兴了好几天。”
程俊杰小心地拆开蜡封。档案袋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微型SD卡和一张手绘的示意图。示意图上画着六个圆点，用线连接成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每个节点旁标注着日期和代号：
2019.10.15 - 目标B（鲍）
2019.11.03 - 目标Z（张）
2019.11.22 - 目标C（曹）
2019.12.08 - 目标S（孙）
2020.01.14 - 目标F（付）
2020.02.29 - 目标L（梁）
中心节点：2020.03.15 - 终局
六个节点围绕着中心节点，线条间有细密的注解，字迹是危暐的。
“这是他设计的诈骗方案的时间线，”鲍玉佳辨认着那些缩写，“但我们之前通过神经共鸣体验的，只是零散片段。这张图显示，这些设计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SD卡里是什么？”曹荣荣问。
程俊杰将SD卡接入隔离设备。卡片里只有一个文件夹，标题是：“完整记录——给未来的拼图者”。
文件夹里有七个子文件夹，对应示意图上的七个节点。每个文件夹里都有完整的档案：诈骗方案的设计文档、魏明哲的批注、危暐的修改痕迹、甚至还有危暐在设计中插入的隐藏注释——那些他们之前只通过神经共鸣感知到，但没有文字记录的内容。
“这是危暐的完整工作日志，”程俊杰快速浏览着，“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3月，所有被迫设计的诈骗方案，所有他偷偷加入的保护机制，所有他的内心挣扎……全部在这里。”
孙鹏飞看着屏幕上的文件列表：“但他为什么现在才出现？这些资料他之前藏在哪儿？”
“看这个文件，”沈舟点开一个名为“隐藏协议”的文档，“危暐在2020年1月设置了一个自动触发机制：如果他的生物特征信号（心率、体温、脑电波）连续停止72小时，且他的地理位置在缅甸边境区域，那么他所有云端隐藏文件会重新加密，并通过七个匿名服务器中转，最终发送到一个预设的物理地址——就是这个老宅的地址。”
“触发条件是他的死亡，”梁露轻声说，“但他死了两年多，为什么现在才到？”
“可能中转服务器有延迟设定，”马文平分析文件头信息，“看这里，文件封装时间确实是2020年6月5日——他去世后三天。但发送指令里有一个‘等待窗口期：900天’。刚好两年半左右。”
“他在死后还在执行计划，”陶成文震撼地说，“确保证据不会过早暴露，避免被魏明哲拦截；但又不会太晚，确保我们能在关键时刻使用。”
林淑珍沏好了茶，给每人倒了一杯。茉莉花香在客厅里弥漫，与屏幕上那些冰冷的犯罪记录形成奇异对照。
“今天，”她平静地说，“我们把小暐的拼图拼完吧。”
（二）2019年10月15日：鲍玉佳的“伦理困境测试”
团队从第一个文件夹开始。时间设定回2019年10月15日，新加坡太子集团技术部。
程俊杰将档案投影到大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魏明哲下达的任务简报：
“目标：鲍玉佳，心理学教授，专长技术伦理。测试重点：当专业责任与个人情感冲突时，她的决策模式。”
“方案设计需求：构建一个看似真实的‘学生心理危机’案例，诱导她违反职业准则，提供超出常规的帮助。”
然后是危暐的设计文档初稿。他按照魏明哲的要求，设计了一个叫“林浩”的虚构学生——在海外参与灰色技术项目后产生严重道德创伤，有自杀倾向，急需顶级专家干预。
但文档的版本历史显示，危暐在第三稿时插入了一个隐藏图层。程俊杰点开这个图层，里面是危暐用白色字体写的注释（在正常浏览时看不见）：
“鲍老师的弱点不是情感泛滥，是过度负责。她曾经因为没能及时帮助一个学生而自责多年。所以这个案例要击中她的责任感，而不是同情心。”
“但她的专业训练会让她坚持伦理程序。所以必须在案例中埋入‘程序障碍’——比如法律管辖权问题、跨国协调困难、时间紧迫性。观察她是否会为了‘救人’而绕过程序。”
“我的保护机制：在案例文件的元数据里，插入真实的国际心理咨询热线和报警方式。如果她仔细检查文件属性，可能会发现。”
团队继续往下看。魏明哲的批注出现了：
“危暐，你的设计太‘干净’了。现实中的心理危机不会给你时间走完所有程序。把时间压力加大，把‘林浩’的处境设计得更绝望。记住：我们不是在测试她的专业能力，是在测试她的底线。”
危暐按照要求修改了，但他又增加了一个隐藏层：
“在案例描述中，我加入了‘林浩’的一段独白：‘我知道这不符合程序，但如果等程序走完，我可能已经死了。’这句话会直接叩问鲍老师的核心矛盾。”
“但如果鲍老师真的决定绕过程序，她会需要一个安全的沟通渠道。我在案例附件里藏了一个加密聊天室的地址和密码——这个聊天室实际上连接到国际自杀干预组织的匿名热线。她以为是联系‘林浩’，实际上会得到专业帮助。”
设计方案最终定稿。文档最后有一段危暐的总结笔记，日期是2019年10月20日：
“方案已提交。魏教授满意。但我知道鲍老师不会上当——不是因为她不会同情，而是因为她太清楚同情可能导致的伦理风险。她会坚持程序，哪怕这意味着她可能‘来不及’救人。”
“这是她的弱点，也是她的盔甲。我赌她的盔甲足够坚硬。”
“但我还是准备了B计划：如果她真的决定冒险，那个加密聊天室会保护她。光很弱，但至少有一线。”
看完这个文件夹，鲍玉佳沉默了很久。她记得那个秋天，确实有一个匿名的案例材料通过学术网络流传，内容与描述高度相似。她当时要求走正规程序，联系了相关机构，后来发现案例信息不实，便没有继续。
“我没想到……”她最终说，“那个案例背后，是小暐在试图保护我。”
“更没想到的是，”曹荣荣指着屏幕，“他在设计骗局的同时，还在设计保护网。每一层欺骗都对应一层保护，像是镜子的两面。”
（三）2019年11月3日：张帅帅的“正义陷阱”
第二个文件夹，时间推进到2019年11月3日。
这次的目标是张帅帅。魏明哲的任务简报更直接：
“目标：刑警队长，职业正义感强，但对官僚程序不耐烦。测试重点：当‘快速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他的选择。”
“方案需求：伪造一个跨境犯罪线索，看似能立即解救受害者，但需要他绕过正规国际警务协作渠道。”
危暐的设计文档显示，他研究了张帅帅的办案记录，发现一个模式：张帅帅破获的多数案件都依赖技术手段和快速反应，但有几起案件因为程序问题导致证据无效，他对此耿耿于怀。
危暐在隐藏注释中写道：
“张队的职业自豪感在于‘解决问题’。他讨厌看到问题因为程序拖延而无法解决。所以这个骗局要给他一个‘快速解决问题’的机会，但要付出程序代价。”
“我设计的‘跨境绑架案’线索中，故意加入了几个矛盾点：时间线上的冲突、地理信息的误差、嫌疑人特征的模糊。如果按照正规程序，这些矛盾点会被发现，案件会进入核查阶段，骗局就会延迟甚至暴露。”
“但如果张队选择快速行动，这些矛盾点可能被忽略。赌注就在这里：赌他的职业本能是更倾向‘行动’还是‘核查’。”
魏明哲的批注再次出现：
“矛盾点太明显。降低明显度，但要保留。我们想知道的是：当一个人有足够强烈的行动动机时，会自我合理化地忽略哪些疑点。”
危暐修改了方案，但在另一个隐藏层里，他做了更多手脚：
“我在线索材料中插入了一段伪造的‘警方内部通信记录’，显示上级因为‘国际关系考虑’要求暂缓调查。这会激怒张队，增加他绕过程序的动机。”
“但我也在同一份材料的页脚，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浅灰色字体，打印了国际刑警组织亚洲中心局的24小时验证热线。如果张队真的仔细审查纸质材料（他办案时有打印重要材料反复查看的习惯），可能会注意到。”
“还有一个声音线索：我伪造的‘线人’录音中，背景有曼谷某市场的环境音，但那个市场在2019年8月已经搬迁。如果张队核对过近期的泰国情报简报，会知道这个细节。”
方案的最后，危暐写下了他的预判：
“张队有70%的概率会要求快速行动，但会在行动前做基础核查。他有这个职业习惯。关键在于核查的深度——如果只核查表面信息，他会发现矛盾；但如果时间压力太大，他可能跳过深度核查。”
“所以我调整了时间压力：给了72小时窗口，足够做基础核查，但不够走完所有程序。这是平衡点。”
张帅帅看着这些记录，想起2019年底确实有一个“跨境线索”通过非正式渠道传到队里，内容与危暐的描述吻合。他当时要求情报部门核查，发现了时间线问题，线索被判定为不可靠。后来才知道是诈骗试探。
“他了解我，”张帅帅说，“了解我的急躁，但也了解我会做基础核查。他在赌我会做的那部分核查。”
“他在每个人的骗局里，都赌了你们会做‘专业上正确的事’，”陶成文总结，“这是他所有设计的核心逻辑。”
（四）2019年11月22日：曹荣荣的“学术诱惑”
第三个文件夹，目标转向曹荣荣。
魏明哲的指令有了新变化：
“目标：社会学教授，关注边缘群体。测试重点：学术理想主义是否会被利用。”
“方案需求：伪造一个极难进入的研究场域——诈骗园区内部的社会结构，以‘学术合作’名义诱导她进入危险区域。”
危暐的设计文档显示，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曹荣荣的论文和公开演讲。他发现曹荣荣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她不仅关注现象，还致力于通过研究推动实际改变。她的几个研究项目最终促成了政策调整或社会服务项目的建立。
在隐藏注释中，危暐写道：
“曹老师不是单纯的学者，是行动型学者。她不会满足于远距离观察，会想要介入、改变。这是她的力量，也是她的风险。”
“所以这个骗局不能只是‘提供研究机会’，必须包含‘改变的可能性’。我设计的‘诈骗园区内部改革项目’看起来像是一个良心发现的园区管理者，邀请学者帮助改善‘猪仔’的生存状况。”
“这里有双重诱惑：一是进入封闭场域的学术价值，二是实际改善边缘群体处境的道德价值。对曹老师来说，后者可能更有吸引力。”
魏明哲批注：
“强调道德价值。加入具体细节：园区内未成年人比例、医疗匮乏情况、自杀事件。激发她的拯救者情结。”
危暐照做了，但他埋下了更深的保护机制：
“在伪造的‘园区管理者’背景中，我设置了一个破绽：这个管理者声称毕业于泰国某大学社会学系，但该系在他说的时间段并不存在。如果曹老师核查学历背景，会发现问题。”
“在‘改革方案’建议书中，我引用了几个真实的国际NGO报告，但故意错标了页码。如果曹老师去查原文，会发现引文与内容不符。”
“最重要的是，我在所有联系方式的备注中，加入了‘紧急情况联系中国驻泰使馆’的提示，但字体极小，需要放大才能看清。”
文档的最后，危暐记录了一段与魏明哲的对话录音摘要（文字转译）：
魏明哲：“你似乎对这个目标特别谨慎。”
危暐：“社会学教授习惯性质疑一切，太明显的陷阱会被识破。”
魏明哲：“或者是你对她有特别的尊重？”
危暐：“……她教过我社会研究方法。她说‘真相往往藏在细节的偏差里’。”
魏明哲：“有趣。那就让我们看看，她是否真的会注意细节的偏差。”
曹荣荣记得那个所谓的“合作邀请”。她当时确实感兴趣，但第一反应是核实邀请方的背景。学历信息的矛盾让她起了疑心，后来联系了在泰国的同行，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园区改革项目”。
“小暐记得我课上说的话，”她轻声说，“‘真相往往藏在细节的偏差里’。他在骗局里故意留下偏差，希望我发现。”
“他在用你们教他的东西，来保护你们。”程俊杰说，“这是一种最深层的信任——信任你们会践行自己传授的原则。”
（五）2019年12月8日：孙鹏飞的“技术挑战”
第四个文件夹，目标孙鹏飞。
魏明哲的指令简洁明了：
“目标：神经工程专家，技术挑战驱动型。测试重点：对前沿技术的求知欲是否会压倒风险判断。”
“方案需求：设计一个看似突破性的脑机接口数据样本，包含‘异常现象’，诱导他深入合作以获取更多数据。”
危暐的设计文档显示，他利用了孙鹏飞当时正在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运动伪影对脑电信号的影响。危暐伪造了一个数据集，声称在“特定情绪状态下”发现了传统滤除算法无法处理的信号模式。
在隐藏注释中，他写道：
“孙老师对技术问题有纯粹的好奇心。给他一个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他会想要弄清楚，哪怕数据来源可疑。”
“但我不能把数据做得太完美。孙老师实验室的标准流程包括数据伦理审查和来源验证。所以我在数据中留下了几个‘指纹’：设备采样率与声称的设备型号不匹配，被试者编号格式不符合任何已知的伦理审批编号规则。”
“如果他按照标准流程操作，这些‘指纹’会被发现。但如果他太兴奋于技术发现，可能会跳过某些核查步骤。”
魏明哲的批注：
“指纹太明显。调整到专业核查才能发现的水平，但要确保非专业核查可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