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这些，不是求宽恕，是补全记录。危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即使在他的对立面，也有人性的残余在挣扎。这就是我想说的——罪恶不是非黑即白，它有很多灰色地带，而普通人往往就在那些灰色地带里被撕碎。”
视频切断后，会议室里久久无人说话。
（五）双重骗局的心理代价
付书云作为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危暐在被迫执行这些骗局时，承受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他一方面要骗自己最信任的人，另一方面要在骗局中藏求救信号，这种双重角色会导致什么？”
纳隆的回答令人心碎。
“他经常失眠。有时候半夜我醒来，看见他坐在维修间的地上，盯着电脑屏幕，但屏幕上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听见他在哭，很小声，像动物受伤的那种呜咽。”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刚才在模拟骗曹荣荣的话术，突然想到如果她真的上当了会怎样。她会被卖到另一个园区，会被打，会被强迫诈骗别人，她的职业生涯、她的人生都会毁掉。而我是那个推她下去的人。’”
“我说：‘但你埋了破绽啊，她不会上当的。’”
“他说：‘万一呢？万一她那天刚好很疲惫，刚好需要钱，刚好没注意到破绽呢？那我的手上就沾了她的血。即使没成功，我也曾经尝试过伤害她。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
纳隆停顿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幸存者内疚’这个词。危暐哥说，即使他能活着出去，即使他救了一百个人，他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曾经试图伤害七个人的事实。”
“他后来甚至发展出了一套‘赎罪机制’：每设计一个骗局，他就在一个加密文档里写一封道歉信，给那个目标。他说如果有一天他能出去，要当面念给他们听；如果他出不去，这些信就作为遗物的一部分。”
程俊杰立即问：“这些道歉信在哪里？”
纳隆打开另一个文件夹：“危暐哥牺牲前一周，把这些信和其他重要数据一起，用我们自制的无线传输装置，发送到了一个云存储空间。密码只有他知道，但他告诉了我密码的生成逻辑：基于我们七个人的生日和第一次见面的日期。”
技术团队立即开始尝试破解。两小时后，一个加密的云盘被打开——里面是七封道歉信，日期从2020年5月10日到6月1日。
鲍玉佳点开了给自己的那一封：
“老鲍：”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不在了。或者至少，我已经没有脸再见你。”
“今天马强逼我设计骗你的方案。我坐在电脑前四个小时，写不出一个字。我想到2019年我们做研究时，你常说：‘老危，技术是中性的，但技术应用是道德的。’我当时深以为然。”
“现在我在用你教我的心理学知识，分析你的性格弱点，设计诱骗你的陷阱。这很讽刺，也很残忍。”
“我在方案里埋了五个破绽，希望你能看出来。但如果你没看出来，真的上当了，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不，不用如果——即使你没上当，我也已经做了这件事，已经站在了你的对立面，已经成了一个‘潜在加害者’。”
“你可能会说：‘老危，你是被迫的，这不怪你。’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被迫是完全没有选择。而我其实有选择——我可以拒绝，然后被打死。我选择了妥协，选择了用‘我是被迫的’来安慰自己，选择了用‘我埋了破绽’来减轻负罪感。但这改变不了本质：我在设计骗局骗我的朋友。”
“所以，对不起。不是为‘被迫’，是为我的选择。”
“如果还有未来，我会用余生赎罪。如果没有未来，那这封信就是我的审判书。”
“愿你永远不会经历我此刻的地狱。”
“——那个曾经是你朋友的危暐”
七封信，七种不同的语气，但核心是一样的：深刻的负罪感、自我审判、以及对友谊的绝望告别。
林淑珍看完所有信后，轻声说：“小暐太苛责自己了。在那种环境下，他能做的选择其实很少。”
付书云却摇头：“这正是创伤的核心——受害者常常会过度自责，认为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危暐的案例特别极端：他被迫成为加害链条的一环，即使他努力反抗了，那种‘我参与了罪恶’的认知也会侵蚀他的自我。”
“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最后选择那样的结局，”孙鹏飞说，“不仅仅是传递数据，也是一种自我了断——用牺牲来清洗‘污点’。”
（六）骗局的遗产：从个人创伤到公共警示
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光的代价”展览在福州大学引起轰动后，开始全国巡展。林淑珍带着团队走了三个城市，每一场都爆满。
但展览的内容在悄悄升级。在纳隆的证词和马强的补充下，展览增加了新模块：“骗局解剖室”。
在这个模块里，参观者可以看到一个完整骗局的三层结构：
表层：光鲜的招聘广告、专业的项目计划、合理的报酬承诺。
中层：针对特定目标定制的细节——用目标熟悉的语言、提及共同记忆、模仿真实关系。
深层：被迫执行者埋下的求救信号——刻意的错误、矛盾的细节、只有特定人能看懂的暗示。
每个参观者都可以参与互动：给定一个身份设定（如“有三年工作经验的程序员”“刚退休的会计”“寻求兼职的大学生”），系统会生成一个针对该身份的定制化骗局，然后让参观者找出其中可能隐藏的破绽。
结果令人震惊：在超过5000名参观者的测试中，只有23%的人找出了所有破绽，41%的人找出了大部分，36%的人只找出了少数甚至完全没有发现。
“这说明即使受过教育的人，在面对精心设计的定制骗局时，也很容易上当，”程俊杰分析，“而危暐当年设计的骗局，破绽率比我们这个测试版本高3倍——他是故意放水的。”
展览引发了更深层的讨论：当骗局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精准，普通人的防御能力在哪里？
曹荣荣在巡展的第四站——深圳——组织了一场圆桌论坛，邀请了网络安全专家、心理学家、诈骗受害者、还有两位刑满释放的前诈骗犯。
其中一个前诈骗犯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以前在缅甸的园区做‘诈骗导师’，专门培训新人。我们最怕的不是警察，是目标人物突然问一些我们没准备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培训核心就是：把话术做厚，做深，做出弹性。”
“比如针对技术人员的骗局，我们会准备三到五层的技术讨论深度。第一层是通用术语，第二层是行业黑话，第三层是具体技术细节。如果目标问得深，我们就往深了说——反正他也不知道我们在缅甸的‘技术部’其实只有几台旧电脑。”
“但危暐那种做法……我是后来在新闻上看到的。如果当时我的团队里有这样的人，我会很矛盾：一方面他能力强，能设计出更逼真的骗局；另一方面他可能在骗局里埋雷，随时可能引爆。”
“所以后来园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重要目标不用新人骗，用老手；老手骗的时候，必须有监工全程监听。这就是危暐事件后的‘加强管控’。”
这个信息传回回声网络，团队意识到：危暐的抵抗不仅保护了七个人，还迫使诈骗集团调整了策略，增加了他们的运营成本。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胜利，”陶成文说，“虽然微小，但真实存在。”
（七）三个失踪者的线索浮现
就在展览巡回到第五站时，一个意外消息传来：在柬埔寨金边，一个当地公益组织收留了一名中国女性，她自称是“目标12”。
程俊杰和付书云立即飞往柬埔寨。
在金边郊外的一个救助站，他们见到了这个女人——李静，37岁，曾经是上海的心理咨询师，专长创伤干预。2020年8月，她被一个冒充“国际心理援助组织”的骗局骗到柬埔寨，被迫在诈骗园区担任“心理操控顾问”。
“他们让我分析受害者的心理弱点，设计更有效的威胁话术，”李静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但语言清晰，“我拒绝了，他们就把我和‘猪仔’关在一起，让我看着他们被打、被电击、被强迫打电话。他们说：‘你每拒绝一次，就有一个人多受一天罪。’”
“三个月后，我妥协了。但我在每个我设计的心理方案里，都偷偷加入了一个‘抗性触发点’——当受害者说出特定词语或表现出特定反应时，话术会自动失效，并触发警报，让监工以为受害者不配合，从而减少对他们的压力。”
付书云立即明白了：“你在用专业能力反向操作，就像危暐一样。”
“我不知道危暐，”李静说，“但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会疯掉。后来我听说园区里有个中国技术员做了类似的事，被活活打死了。我很害怕，但同时也……感到安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023年底，园区内部发生权力斗争，我趁乱跑了出来。躲了半年，直到上个月才找到这个救助站。”李静从贴身衣物里拿出一个小U盘，“这是我三年间偷偷记录的所有数据：园区运作模式、人员结构、受害者信息、还有……我在被迫设计的心理方案中埋下的所有‘抗性触发点’。”
“他们说我是‘目标12’，意思是第十二个被清除的目标。但我觉得，清除的方式有很多种——物理消灭是一种，精神奴役是另一种。我属于后者。”
程俊杰收下U盘：“我们需要你的证词，还有这些数据。但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治疗和恢复。”
李静苦笑：“我恢复不了了。每天晚上我都做噩梦，梦见那些因为我设计的方案而崩溃的人——即使我埋了反制措施，即使我尽力减少了伤害，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和危暐一样，永远洗不掉这个污点。”
“但你可以用这些经验帮助更多人，”付书云说，“就像危暐做的那样。”
李静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听说过‘光的代价’展览。如果……如果我这样的经历也能成为展览的一部分，告诉人们诈骗不仅是骗钱，还会奴役专业人士，迫使他们用自己的技能作恶，那也许我的痛苦还有点意义。”
“只是也许。”
（八）光的涟漪：当受害者成为讲述者
李静的加入让“光的代价”展览有了新的维度。在林淑珍的邀请下，李静同意以录音访谈的形式，讲述自己的经历。
她的讲述被放在展览的最后一个模块：“幸存者的审判”。
在这个模块里，有三个声音：
危暐（录音资料）：讲述被迫设计骗局的心理挣扎
纳隆（现场连线）：讲述技术层面的抵抗
李静（录音访谈）：讲述专业能力被劫持的噩梦
三个声音，三个角度，但指向同一个核心：在极端罪恶的环境中，人性如何挣扎着保持最低限度的善。
展览巡回到第八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参观者在听完李静的讲述后，找到工作人员，说：“我可能认识‘目标19’。”
这位参观者是新加坡一家区块链公司的工程师，他说：“2021年，我们公司有个中国籍工程师突然离职，说要去菲律宾参与一个‘去中心化金融’的创业项目。后来就失联了。他叫陈浩，特长就是加密技术。刚才听你们说‘目标19：男，区块链工程师，特长加密技术，控制地点疑似菲律宾’，时间、特征都对得上。”
团队立即跟进。通过新加坡警方和国际刑警组织，他们定位到陈浩最后的活动轨迹确实在菲律宾马尼拉，但已经有一年没有更新了。
“这意味着他可能还在某个诈骗园区里，被迫为他们的加密货币诈骗提供技术支持，”张帅帅分析，“也可能已经……”
“还活着，”程俊杰说，“如果诈骗集团需要他的能力，就会让他活着。就像他们让危暐活着一样。”
一个新的营救计划开始酝酿。但这次，团队更加谨慎——他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让任何人陷入危险。
陶成文提出了一个新思路：“我们不必派人进去。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尝试联系他。”
“什么技术手段？”
“危暐当年教给纳隆的那些——隐蔽通信、加密传输、时间差攻击。如果陈浩真的是顶级加密专家，即使被控制，他也一定在想办法建立对外联系。我们只需要找到他可能使用的通道，然后发送他能识别、但监工识别不了的信号。”
这个计划被命名为“灯塔计划2.0”——不是照亮黑暗，而是在黑暗中寻找其他还在闪烁的微光。
（九）尾声：茉莉花又开了
2025年9月28日，危暐牺牲五周年忌日。
团队再次聚集在福州的小院。茉莉花已经过了盛花期，但还有零星的白色花朵在绿叶间闪烁。
林淑珍在树下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不是墓碑，是纪念石。上面刻着危暐留下的那句话：“光很弱，但有过。”
所有人站成一圈。没有仪式，只有沉默。
鲍玉佳第一个开口：“老危，我们找到了你留下的所有线索，拼出了完整的故事。你在黑暗里做的所有挣扎，所有痛苦，所有几乎要熄灭但终究没有熄灭的光，我们都看到了。”
张帅帅说：“你保护了我们七个，但不止我们七个。你的故事现在在八个城市展览，超过十万人看过。你设计的‘反骗局识别法’正在被编写成教材。你点燃的光，现在成了很多人的灯塔。”
曹荣荣说：“你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即使在最深的黑暗里，也可以选择不成为黑暗的一部分。这很难，很痛，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是可能的。”
付书云说：“你的心理挣扎，你的负罪感，你的自我审判，我们都理解了。我们想告诉你：你已经做得足够好，比任何人都好。你可以安息了。”
程俊杰说：“你的技术，你的方法，你的‘未来式破绽’，我们都在学习和传承。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是很多人在用你的方式战斗。”
梁露说：“你的人生被切成两半：前半部分是光明，后半部分是黑暗。但现在，你的黑暗成了很多人的光。这不是补偿，是转化。痛苦被转化成了力量。”
陶成文最后说：“危暐，回声网络现在有327名正式成员，2147名志愿者，帮助过超过八千名受害者。这个网络的核心精神，就是你留下的那句话：‘光很弱，但聚合可照亮前路。’”
“你看，你的光真的在生长。”
林淑珍轻轻抚摸石碑，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眼泪无声滑落。
风吹过，茉莉花瓣轻轻落下，像一场温柔的雪。
这时，程俊杰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眼睛突然睁大。
“怎么了？”鲍玉佳问。
程俊杰把手机屏幕转向大家——上面是一条加密信息，刚刚从一个菲律宾的匿名服务器发出，解密后只有一句话：
“茉莉花在黑暗里开了。我是陈浩。我还活着。目标27也在。需要救援。坐标随后发。勿回，此信道单向。”
所有人都愣住了，然后，几乎同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危暐五年前埋下的那句话——“茉莉花在黑暗里开了”——此刻，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开花了。
光很弱，但真的在传递。
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从一段黑暗到另一段黑暗，像茉莉花的香气，看不见，但无处不在。
林淑珍抬头看着天空，轻声说：“小暐，你听到了吗？你的光……找到新的光了。”
风更大了，茉莉花瓣纷飞，像无数个微小的光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本章核心看点】
多层骗局的完整解剖：通过纳隆的证词，揭示危暐设计的骗局如何包含表层、中层、深层三套话术。
“未来式破绽”的创新概念：基于对目标未来行为的预测预设破绽，展现危暐的策略智慧。
马强视角的补充与复杂化：监工也有灰色地带和内心挣扎，避免角色扁平化。
七封道歉信的情感冲击：展现危暐深刻的自责和道德挣扎，深化角色心理层次。
心理代价的专业分析：探讨“被迫加害者”的心理创伤，拓展犯罪影响的研究维度。
李静角色的引入：第二个“被迫专业人士”的证词，证明危暐不是孤例，建立模式普遍性。
“骗局解剖室”的公共价值：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公共教育资源，完成从故事到工具的转化。
三个失踪者的线索推进：陈浩和李静的发现，推动营救新主线，保持故事延续性。
“灯塔计划2.0”的启动：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技术营救的策略升级。
茉莉花信号的闭环：危暐五年前埋下的暗号在五年后开花，完成最动人的情节呼应，展现光的长期性和传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