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糙金、锡锭、胡椒、珍贵木材、兽皮、甚至一些奇特的南洋水果和药材，被装上货舱，运往北方。
而返程的船只，则带来了南洋急需的物资：更多的铁制农具、布匹、食盐、药品、工具、武器配件，乃至一些奢侈的瓷器、丝绸和书籍，用于满足开拓贵族们日益膨胀的物欲和维系“文明”体面。
帝国的经济机器，因这远方的输血而更加亢奋，国内的工坊接到了更多的农具和武器订单。
船厂忙着建造和维修更多的海船，就连内地的粮食市场，也因为南洋稻米输入的预期而价格更加平稳。
皇室的官员欣喜地看到，虽然远征耗费巨大，但来自南洋的战利品折价和已经开始显现的贸易利润，正在部分抵消开支，甚至预期将有盈余。
战争红利，从账本上逐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银钱和物资。
然而，这初生的殖民经济体系，光鲜的表面之下，是极其脆弱和血腥的根基。
首先，是开拓团内部的矛盾。贵族院事先划定的“利益范围”在地图上清晰，但在实际地形中却模糊不清。
河流改道、山势走向、矿脉延伸，都成为争夺的借口。
在婆罗洲西部，刘家与郑家的庄园，因为一片富含锡苗的山地归属发生了激烈冲突。
双方家丁在争议地带对峙，燧发枪都已上膛。
最后闹到新夏港，请秦天云和两位皇子仲裁。秦承泽在翻阅了双方那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地契和“先占”证据后，深感头疼。
最终，在秦天云的斡旋下，采取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山地一分为二，刘郑两家共同开采，利润按约定比例分成，并共同出资修建通往港口的道路。
矛盾暂时压下，但嫌隙已生。
类似纠纷层出不穷，争夺水源、争夺伐木区、争夺捕鱼海域……昔日在国内或许还有几分体面的贵族子弟，在这片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为了实打实的利益，很快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露出贪婪凶狠的本相。
私下械斗、绑架对方管事、纵火烧毁对方庄稼或工棚，时有发生。
秦天云不得不增设了更多的调解官员和巡逻小队，并请求禁卫军在冲突升级时进行武力威慑。
其次，是管理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张力。许多庄园主或管事，本身并无治理经验，尤其不善于管理数量庞大的、充满仇恨的异族奴工。
他们往往迷信暴力，认为鞭子与镣铐能解决一切问题，这导致了极高的非正常死亡率。
在苏门答腊内地一处新建的种植园，由于监工过度压榨，食物配给严重不足，加上雨季过后蚊虫肆虐，疟疾和痢疾在奴工棚区爆发。
短短一个月，三百名奴工病死、累死超过百人。庄园主不仅不设法改善条件、防治疾病，反而责怪奴工“体质孱弱”，变本加厉地从附近村落抓捕“补充”。
结果，新抓来的奴工很快也染病，形成恶性循环，种植园的生产几乎陷入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