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被扇了那一巴掌之后，消失了整整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里，夏冰的生活恢复了难得的平静。她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公司，晚上六点下班，偶尔加个班，周末陪她妈去逛七浦路或者南京路。日子过得像黄浦江的水，平平稳稳地流。
但她心里清楚，元宝这个人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
不是因为她还把他当回事，而是因为她太了解这种人了——越是被人拒绝，越要证明自己。那一巴掌打在他脸上，疼的不是皮肉，是面子。他那种人，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十一月底的一个下午，夏冰在前台整理快递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鲍帅的短信： “我元旦回不来了。”
夏冰的手指停在快递单上。
她拿起手机，打了四个字： “为什么？”
“导师临时加了研究项目，假期要赶进度。对不起。”
夏冰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把手机放下，继续整理快递。
她没有回。
不是生气，是需要时间消化。
晚上回到家，朱茵在客厅跳操，跟着电视里的健身节目扭来扭去。夏建国坐在旁边看报纸，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老婆，眼神里有一种看了二十几年的、习以为常的温柔。
“妈，鲍帅元旦不回来了。”夏冰换了拖鞋，往沙发上一坐。
朱茵的操停了。
“什么？不回来了？”
“导师加了项目，要赶进度。”
“啧。”朱茵关掉电视，在夏冰旁边坐下来，“这个人，走之前说得好好的，什么一年就回来，什么每天打电话，现在连元旦都不回来了。”
“他是做研究，又不是去玩。”
“我知道是做研究，但你想想看——”朱茵掰着手指头算，“他九月走的，元旦不回来，那就是要到明年六月才回来。前后九个月，差不多一年。这一年里，你就这么干等着？”
“不等怎么办？飞过去找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朱茵叹了口气，“我是说，你要为自己打算。你今年二十六了，过完年就二十七。女人最好的年纪就这么几年，你不能把时间都花在等人上面。”
“妈，你又来了。”
“我不是又来了，我是提醒你。”朱茵正色道，“你爸当年追我的时候，我在纺织厂上班，他在街道工厂，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一千块。我等了他两年，等他转正、等他分房。我等到了，那是因为他是个靠谱的人。但鲍帅——”
她顿了顿，“我不是说鲍帅不靠谱，但他在国外，你在国内，两个人隔着一万多公里，感情这个东西，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消耗。”
夏冰靠在沙发上，没有说话。
她知道她妈说的是实话。上海女人的实话，往往不好听，但有用。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她问。
“我没让你怎么做。”朱茵说，“我就是让你心里有数。该等的时候等，该做自己的事的时候做自己的事。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夏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夏冰躺在床上，给鲍帅发了一条消息： “元旦不回来没关系，你好好做研究。我在这里等你。”
发完之后，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翻了个身。
等她。
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不是因为寂寞，而是因为——等待本身是一种消耗。你不知道这段等待值不值得，你只知道你必须等。就像在机场等一班延误的飞机，你知道它会来，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只能坐在候机厅里，看着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延误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它会来的。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大学时候的事。
那是二〇〇四年，她大一，在上海的一所普通大学读文秘专业。鲍帅和元宝是隔壁班的，一个学市场营销，一个学保险。三个人是在一次校园歌手大赛上认识的。
她记得那天晚上，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站在台上唱了一首王菲的《红豆》。唱完之后，鲍帅在后台等她，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笑着说“你唱得真好”。元宝站在鲍帅身后，也笑着，但笑得有点拘谨，手里什么都没拿。
后来，鲍帅开始追她。请她吃饭、陪她逛街、送她回宿舍。元宝也时不时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帮她占座、给她带早餐、在她生病的时候送药。
她当时就察觉到元宝的心思了。
但她选择了鲍帅。
不是因为鲍帅条件好，而是因为——鲍帅追她的方式，是光明正大的。他在食堂门口等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花递给她；他在她宿舍楼下弹吉他，被楼上的人泼了一盆水也不生气；他带她去见他的朋友，大大方方地介绍“这是我女朋友”。
元宝不是这样的。
元宝永远是“顺便”的——顺便帮她占座，顺便给她带早餐，顺便送她回家。他从来不直接说“我喜欢你”，而是用各种“顺便”来靠近她。他怕被拒绝，所以永远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这种男人，夏冰看不上。
后来她和鲍帅在一起了，元宝就变成了鲍帅的“好兄弟”。三个人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出去玩。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
但夏冰始终觉得，元宝看她的眼神，从来没有变过。
不是那种“好朋友的女朋友”的眼神，而是一种——藏在“兄弟情”面具
她一直没说破，因为没必要。鲍帅相信他的兄弟，她也相信鲍帅的判断。而且元宝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大家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年。
直到鲍帅出国。
直到元宝觉得“机会来了”。
夏冰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
过去的都过去了，想再多也没用。
现在的问题是——元宝会不会再来？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如果他再来，她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上海女人”。
十二月，上海进入了真正的冬天。
夏冰换上了羽绒服，围巾裹到了下巴。她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呼出的气都是一团白雾。小区门口的桂花树已经谢了，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里摇晃。
杂志社的年终大刊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所有人都在加班。夏冰虽然是前台，但也被拉去帮忙——整理样衣、核对名单、跑腿送资料。她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回到家都累得像条狗。
但这种忙碌，反而让她觉得充实。
忙起来就没时间想鲍帅，没时间想元宝，没时间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只需要做好手头的事，一件接一件，像打游戏通关一样，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
小可说她这是“工作狂前兆”。
“你最近是不是太拼了？”小可在茶水间问她，“连午饭都在工位上吃。”
“年终刊嘛，忙完这阵就好了。”
“你是不是因为鲍帅元旦不回来，所以才用工作麻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