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见她们组织什么敢死队。
缝衣组的那帮姑娘，连夜把那一堆没人要的烂麻袋片子缝成了跟山岩一个颜色的斗篷；制药组的嫂子们，也不熬救命药了，把平日里驱蚊虫的迷香粉加大了十倍剂量，包成了几百个小香囊；识字组的那几个丫头，趴在地上画图，把那山寨的每条狗洞都标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一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商队”就进山了。
说是去跟山贼头子“换布”，换他娘的布，那是去换命的。
当晚，山寨里迷香四起，那帮山贼睡得跟死猪一样。
被抢的村民们披着伪装斗篷，顺着地图上的小路，愣是在几百号山贼眼皮子底下溜得干干净净。
事后，既没人去报官领赏，也没人出来吹牛。
只是在织天院月底的账本上，那个负责管库房的大婶，轻描淡写地在角落里记了一笔：
“布匹损耗，三捆。用途：正常。”
这“正常”二字，要是让京城那位刚被罢免的县令看见，估计得气吐血。
原来的“律阁”废墟，现在成了“言巷”。
那天，一个老农夫在那哭诉，说新来的县令要征他家的保命田去修什么“祥瑞庙”。
要是以前，这事儿得递状子、过堂、打点师爷，最后还得看老爷心情。
可现在，没人审理。
也没有那个不开眼的衙役敢来轰人。
围观的老百姓自发地就把路给堵了，还自动分成了五列纵队。
第一列是识字的，拿着炭笔在墙上记案情，字迹工整；第二列是懂点律法的，在那翻那本已经被翻烂了的《百姓章程》；第三列是几个种庄稼的老把式，蹲在地上捏着土块算那块地的收成；第四列是几个大娘，拉着老农的手让他把家里怎么难说清楚；第五列最绝，是一群孩子，齐声朗读章程里的一句话：“若有人饿，分他半碗饭，不可夺其碗。”
这阵势，比三司会审还吓人。
消息传到县衙，那县令看着门口越聚越多、却一点都不吵闹的人群，冷汗把官服都湿透了。
没人打砸，没人骂街，就是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你，看着你还要不要脸。
不到半个时辰，退田的告示就贴出来了。
在乡下养鸟的程雪孙儿听了这事儿，连眼皮都没抬，只是把手里的鸟食撒了一把：“法这东西，写在纸上是死的，长在万人嘴上，那才是活的。”
旧村的那帮渔户，最近也一个个都跟神棍似的。
春汛还没个影儿呢，他们就开始在河滩的低洼处挖沟了。
新来的守堤人看不懂，拦住一个后生问：“这大晴天的，你们挖沟干啥？怎么知道水会往这儿流？”
那后生抹了一把汗，嘿嘿一笑：“我也不懂啥水利。就是我爹还在的时候，每到快下雨，他就盯着这块地皱眉，说这儿土腥味重。我从小看惯了，觉得这儿就是该挖。”
原来当年韩九爷那些神乎其技的勘测本事，早就融进了这帮人的饭碗里。
他们现在也不用什么尺子量了，晚上巡堤的时候也不点灯，光着脚丫子往坝上一踩，脚底板就能感觉到哪块土松了，哪块土紧了。
这叫“踩土听潮”，是刻在骨头缝里的本事。
夏至那天，日头毒得很。
信泉潭的水面却静得像块碧玉。
潭底那块石碑，背面原本刻着的那句“开始记得，是为了走；最后忘记，才是回家”，像是被水泡化了似的，一点点地淡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行比蚂蚁腿还要细的小字，要是不把脸贴在水面上，根本看不见：
“当走路成了呼吸，就不需要记住出发。”
千里之外的山道上，一个挑着货郎担的汉子正走得满头大汗。
忽然，他感觉肩膀头子莫名一暖，那种感觉很实在，不像是风吹的，倒像是有个相识多年的老友，在路过的时候轻轻拍了他一下，打了个招呼。
他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把扁担换了个肩，眯着眼看了看头顶那个大大的太阳。
那一瞬间，心里头某种一直悬着的东西，像是这夏日的露水一样，彻底蒸发了。
“得嘞。”
他嘟囔了一句，脸上露出了一个混不吝的笑，“今儿个天不错，正好顺路去帮村头王婆把那口破灶给修了，省得她老是一脸灰。”
货郎担上的铃铛随着他的脚步“叮当”作响，渐渐远去。
而在遥远的北方草原，那支跟着绿芽迁徙的队伍，却在一片死寂中停下了脚步。
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起，竟像是被人泼了一盆浑浊的黄汤，那颜色不对劲，带着股让人嗓子眼发干的土腥味。
地上的绿芽到了这里，也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硬生生掐断了，戛然而止。
最前面的老牧民抬起头，眯着浑浊的眼睛看向正北方向，那里的天边，一条昏黄的粗线正在缓缓吞噬着地平线，风声不再是呼啸，而是变成了低沉的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