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计策的核心，在于利用战争造成的特殊市场扭曲，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物资置换”，将暂时“多余”的林木资源，转换为急需的布帛物资和财政缓冲。虽然砍伐街道和苑囿树木有损景观，但在生存和争霸的现实面前，这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李渊听罢，仔细权衡。此计虽非长远之策，却能在不进一步盘剥百姓的情况下，迅速获取一笔可观的物资，缓解财政压力。他当即拍板：“此议甚善！便依世龙之策，着有司速办！注意，采伐需有规划，不得损及宫室、宗庙、重要建筑，亦需维持基本市容。所获布帛，统一入库，妥为支配。”
命令下达，长安城内很快出现了官府的伐木队，六街绿荫和部分苑林树木被有计划地采伐。市面柴价应声而落，百姓称便。而官府则通过这笔操作，果然获得了数十万匹布帛，财政危机暂时得以缓解。刘世龙因此更受器重。
也正是在这一日，李渊以“义宁皇帝”诏书的形式，做出了几项重要的人事和象征性安排，其中一项，意味深长地涉及东方：
正式册立长子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明确了其继承人地位。
任命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京兆尹掌管都城长安及周边地区，位置要害；秦公之封，更是以战国强秦故地为号，彰显其重要性与功绩。
封四子李元吉为韩公。
而最后一项，则是遥封高鉴为齐王。
当这份诏书在朝会上宣读时，不少官员面露诧异。高鉴？那个在齐地迅速崛起、吞并徐圆朗、据有齐鲁多地的新兴军阀？李渊不仅承认其地位，还予以“齐王”这般崇高的王爵？虽是“遥封”，但这无疑是一种极其明显的政治拉拢和信号释放。
退朝后，裴寂、刘文静等心腹随李渊回到武德殿书房。刘文静忍不住问道：“唐王，高鉴虽在东方势大，然其与李密、窦建德等纠缠，未必能为我所用。此刻便予以‘齐王’之封，是否过早？恐其他势力心生不平，或使高鉴坐大，尾大不掉。”
李渊微微一笑，走到舆图前，手指点向山东的位置：“文静，你看。如今东方，李密与王世充在洛阳死死纠缠，两虎相争，短期内难分胜负，亦无力西顾。窦建德雄踞河北，与高鉴隔河相望，彼此牵制。高鉴据齐鲁，看似偏安，然此地富庶，兼有盐铁之利，潜力不可小觑。我初定关中，西有薛举未平，北有刘武周虎视，洛阳战局未明。此时，我需要东方暂时稳定，尤其需要有人能牵制李密、窦建德，使其不能全力西向或北顾。”
他顿了顿，继续道：“遥封高鉴为齐王，一，示以恩宠，表明我李渊并非容不得四方英雄，只要名义上尊奉朝廷（即我），便可共享富贵。这有助于分化瓦解其他割据势力。二，将高鉴抬到‘王’的位置，等于在东方树立了一个与李密（魏公）、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并立的标杆，可加剧他们之间的猜忌与竞争。三，高鉴若接受此封，哪怕只是表面，也等于在道义上承认了我所拥立的‘义宁朝廷’的权威，使我未来插手东方事务，有了名分。即便他不接受，或阳奉阴违，于我亦无实际损失，反而可暴露其‘不臣之心’。”
裴寂抚掌赞道：“唐王深谋远虑！此乃‘尊奖以驭之，名器以羁之’的高明手腕。高鉴非愚钝之辈，接到这‘齐王’之封，恐怕也要好好思量一番了。至少，短时间内，他应不会与我为敌，甚至可能借此名分，巩固自己在齐鲁的地位，与李密、窦建德周旋。”
“正是此意。”李渊颔首，“天下棋局，非独恃武力。如今我据长安，名分已正，下一步，便是西讨薛举，稳定陇右；同时，这‘齐王’的诏书，也要尽快派得力之人，送往历城。我要看看，这位迅速崛起的东方枭雄，会如何应对。”
窗外，长安城的暮鼓响起，沉沉地回荡在宫殿楼宇之间。武德殿内，烛火通明。李渊站在权力的新高峰上，目光扫过舆图上标出的一个个对手的名字：薛举、李轨、刘武周、王世充、李密、窦建德、萧铣、林士弘……以及，刚刚被自己掷出一枚“齐王”棋子的高鉴。
称王，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他不仅要用刀剑平定四方，更要用爵位、名分、谋略，编织一张笼罩天下的大网。而“遥封齐王”，便是这张网上，抛向东方的第一根丝线。能否粘住那只振翅欲飞的“海东青”，尚未可知，但棋局，已然按照李渊的意志，悄然展开了新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