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在长安立足未稳，但“唐王”旗号竖起、控制西京的消息，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向四方扩散。关中西北方向的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的太守、镇将，本就是关陇体系一员，或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见李渊大势已成，连帝都都已易主，哪里还敢迟疑？使者们携带降表、贡物，日夜兼程，几乎是前后脚地抵达长安，向李渊表示归顺，请求“王命”。
这些郡县地处边陲，民风彪悍，且直接面对突厥及梁师都等割据势力的威胁。它们的归附，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李渊在关中的统治，更稳定了西北边疆，解除了一个方向上的后顾之忧，使得李渊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来自东方（李密、王世充）和北方（刘武周）的挑战。
李渊对来使一律温言抚慰，承认其原有官职，令其各守本土，保境安民，输送赋税粮草，同时派出慰抚使，前往这些郡县宣示新政，考察吏治，安插亲信，逐步加强控制。
归附的喜悦尚未沉淀，李渊便以“义宁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更为关键的诏书。这道诏书，几乎将皇帝的权力彻底架空，全部转移到了丞相府，即李渊本人手中。
诏书明确规定：“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意思是，一切军事、政务，无论事情大小；所有文武官员的任命，无论职位高低；所有法令规章的制定、奖赏惩罚的执行，全部归丞相府（李渊）管辖决定。皇帝只剩下“郊祀天地，四时禘袷奏闻”的权力，即只有在祭祀天地祖宗这种礼仪性活动时，才需要向皇帝报告一下。
这无异于一份公开的“权力转让协议”。小皇帝杨侑彻底成了盖章的工具，而李渊的丞相府，已然成为一个具有完整决策、行政、军事、司法功能的“影子朝廷”。李渊的权势，至此达到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极致，离那最后一步，只剩下时间问题和一道合适的程序。
权力框架既已划定，接下来便是搭建班子。李渊雷厉风行，迅速设置丞相府官属，构建起自己的执政核心。
长史，总领府事，掌机密，为幕僚之长。此等要职，李渊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从太原起兵便追随左右、深得信任且善于协调关系的裴寂。
司马，掌军事，参赞军机。此职由兼具谋略与胆识、且是起兵主要策划者之一的刘文静担任。
司录参军，掌考察、监察、礼仪。李渊任命了前隋考功郎中、出身关陇名门窦氏的窦威。窦威是隋朝太傅窦炽之子，精通典章制度，熟悉朝廷礼仪，且性格严谨，由他负责定礼仪、纠察非违，既能彰显新政权对“礼制”的重视，也能借助其家族声望安抚旧官僚体系。
此外，原瓦岗李密麾下、后投李渊的何潘仁，举荐了名士李纲。李纲曾在隋朝任太子洗马，以耿直敢言着称，因得罪杨广被贬。李渊闻其名，亲自接见，交谈后大为赏识，将其留在身边，委以“专掌选事”的重任，负责人才的选拔与考核。李纲的加入，不仅增添了丞相府的人才储备，更向天下士人表明了李渊求贤若渴、不计前嫌的姿态。
其他如户曹、兵曹、法曹、工曹等各曹参军，也迅速任命了得力人选，大多由李渊元从亲信或投效的关中士族、干练官员担任。一个精简而高效的行政军事机器，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权力机构初具雏形，接下来便是酬谢功臣，以固人心。李渊深知，自己能迅速入主关中，离不开麾下将士的浴血奋战和各方势力的归附。他下令，尽倾攻克大兴城后所获的隋室府库财物，厚赐有功将士。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按战功大小，分得金帛、绢布、奴婢、田宅不等。一时间，军中欢声雷动，将士归心，李渊“赏罚分明”的名声更加响亮。
然而，问题也随之暴露。隋炀帝奢侈无度，屡次巡幸、征伐，早已将帝国积蓄消耗大半。大兴城府库虽丰，但面对李渊麾下急速膨胀的军队（已超十万）、新纳入的庞大官僚体系、以及重建秩序、安抚百姓的巨大开销，很快便显得捉襟见肘。更何况，李渊为了迅速收揽人心，赏赐极厚，几乎是“倾府库”而为。丞相府主掌财计的官员很快便愁眉苦脸地前来禀报：国库要见底了，后续粮饷、百官俸禄、工程修缮等费用，恐难以为继。
正当李渊与裴寂、刘文静等为财政问题蹙眉之际，一位名叫刘世龙的官员提出了一个看似异想天开、却直指时弊的解决办法。
刘世龙，原为隋朝右光禄大夫（散官），颇有经济头脑。他观察到，如今长安城内聚集了唐军主力及大量随军人员、归附士族、流民等，人口激增，导致日常所需的柴薪（樵苏）价格飞涨。与此同时，由于战乱波及，商业未完全恢复，加之府库放出大量绢帛赏赐，市面上的布帛价格反而相对低廉。
“唐王，”刘世龙献策道，“今义师数万齐聚京师，薪柴昂贵而布帛价贱。城中六街（长安城主要街道）两旁及皇家苑囿之中，多有巨木古树。可令人采伐，作为薪柴出售。伐木所得，不仅可充作官府薪炭之用，节省购柴之费，更可将大量木材投入市场，平抑柴价。同时，官府可用平抑柴价后所得之钱，或直接以木材，向民间交换、购买目前相对便宜的布帛。如此操作，估计可得布帛数十万匹！这些布帛，既可充作军需、官俸，亦可作为硬通货储备，或待价而沽。一举数得，可解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