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凌晨五点五十分。
衡水中学，高三(7)班。
五十三名学生端坐在教室里，等着当天的第一节课。
黑板上方挂着一条横幅：超越自我追求卓越。
这是他们的校训，他们背了三年。
六点整，班主任推门进来。
不是平时那个班主任，是一个穿汉服的老头。
学生们霎时愣住了，汉服他们见过，但没见过这种。
黑色的深衣，宽大的袖袍，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冠，冠上插着一根玉簪。
老头的脸瘦长，眉目严肃，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嘴唇紧抿着，像一辈子没笑过。
他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
独尊儒术。
写完，他转过身，看着五十三张年轻的脸。
“今日讲此四字。”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耳朵里，“尔等听好。”
他开始讲。
从“罢黜百家”讲起，讲到“天人感应”，讲到“三纲五常”，讲到“春秋决狱”。
他讲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学生们听得入神，不是因为他讲得好，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法不听。
老头的每一个字，都像有重量一样，压进脑子里，压进心里，压进骨头里。想走神？走不了。想不听？听不见别的。
整个教室，只剩下老头的声音，像一条河，把他们全部淹没。
讲到“君为臣纲”的时候，第一排一个男生忽然站起来。
“报告老师，我不认同。”
老头停下，看着他。
男生说：“君为臣纲，这是封建糟粕。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凭什么君为臣纲？”
老头看着他，沉默了三秒。
然后男生的嘴闭上了。
不是自己闭的，是自动闭的—上下嘴唇像被胶水粘住一样，再也张不开。
他瞪大眼睛，用手去掰，不动。他想喊、喊不出声。
那个站在讲台上的老头继续讲。
讲到“父为子纲”的时候，第二排一个女生站起来。
“老师，我也不认同。父母也不是全对的，凭什么子女必须服从？”
老头凌厉的目光扫过来，女生的嘴也闭上了。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讲到一半的时候，已经站起来十七个人。
十七张嘴，全闭着，十七双眼睛，瞪得像铜铃。十七张脸，憋得通红。
剩下的人不敢动了。他们坐在座位上，浑身发抖，听着老头继续讲。那些字一个一个往他们脑子里钻，钻进去就再也不出来。
下课铃响的时候，老头讲完了。
他看了看那十七个站着的学生，又看了看剩下的人，说了一句话：
“不认同，可以。但说出来，就不可以。”
他走出教室，消失在走廊尽头。
教室里，五十三个人，十七个张不开嘴，三十六个不敢张嘴。
那一天的衡水中学，没有一个学生开口说话。
从此以后，也没有了。
一月十日，石家庄，某大型书店。
三楼，哲学社科区。
一个年轻人站在书架前，手里拿着一本书，书名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翻了翻，准备买。
结账的时候，收银员看着书皮，愣了一下。“这本书……你确定要买?”
年轻人奇怪：“怎么了？不能买吗？”
收银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她扫了条形码，收钱，把书递给年轻人。
年轻人走出书店，走到门口的台阶上，翻开书，准备继续看。
翻开第一页，字没了。
不是模糊，不是印刷错误，是没了。
一整页，一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他往后翻。第二页，白纸。第三页，白纸。整本书，除了封面封底，全是白纸。
他愣了，以为是盗版，拿着书回去找收银员。收银员看着那本全是白纸的书，张了张嘴，说了一句：
“它自己……变成这样的。”
年轻人不信，换了一本。还是白纸。再换一本，还是白纸。他换了一本《社会契约论》翻开也是白纸。
换《纯粹理性批判》也是白纸。再换《存在与时间》依旧是白纸。
所有“非儒”的书，在他手里，全变成白纸。他站在书店里，翻了一本又一本，全是白纸。
旁边有个人小声说：“别翻了，都这样。这几天，所有的……那种书，都这样。”
年轻人抬起头，看见书架上的那些书。
那些他曾经想读、正在读、还没来得及读的书，每一本的封皮都在，但里面，什么也没有。
他走出书店，站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他忽然发现，那些人的嘴，都在动。
但听不见声音。
不是真的听不见——是他们说的话，他听不懂。明明是中国话，明明每一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是听不懂。
他走近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中年男人。男人对着手机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行，成本太高，收益太低，风险太大.………”
年轻人听着，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
“成本是什么？收益是什么？风险是什么？”
他听不懂。
他换了一个人。一个老太太在跟邻居聊天：“我儿子考上公务员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年轻人听着，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念头：
“公务员是什么？考上是什么意思？高兴是什么？”
他还是听不懂。
他站在石家庄的街头，听着满街的人说话，一句也听不懂。
那些话，像另一种语言。
或者说，像他正在失去的语言。
一月十一日，天津某大学。
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
五个教授围坐在一起，开学术讨论会。
议题是：如何重新解读《诗经》中的“国风”部分，用现代视角解构其中的封建伦理。
这是他们最擅长的领域。每个人准备了厚厚一叠论文，准备大展身手。
第一个发言的，是教研室主任，陈教授。
他清了清嗓子，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