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河》续集的大纲。周子昂没写完的那个。”
技术人员接过夏知微写的大纲——关于那个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了乡村教师，努力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输入系统，三分钟后，结果出来了。
社会价值评分：8.7（满分10）。建议：加强“感恩社会帮助”的叙事，增加“政府政策支持”的情节，弱化“个人挣扎”的部分，因为数据表明，“集体力量”的叙事更受观众欢迎。
“看到了吗？”沈玥说，“系统不是否定个人奋斗，只是建议...调整比例。这样，作品更容易获得认可，也更容易被传播。”
夏知微盯着屏幕上的“建议”，想起周子昂躺在病床上的样子。那个年轻人想拍的，是一个人的挣扎与坚持。但系统告诉他：这样不好，要改成感恩，要改成集体。
“如果...我不接受建议呢？”她问。
“当然可以。”沈玥依然微笑，“但那样的话，作品可能很难获得高评分，也很难得到银河的资源支持。夏导，这只是一个工具。用不用，怎么用，在你。”
用不用在你。但用了有资源，不用就什么都没有。这真的叫“选择”吗？
夏知微离开银河大厦时，天空又下起了雨。她站在路边，看着车流，想起很多年前，父亲带她去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那是部老片子，画面粗糙，但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人，坚持做对的事，哪怕所有人都说他错了。
父亲看完说：“微微，人这一辈子，能坚持对一件事说‘不’，就不算白活。”
她现在懂了。说“不”很难，因为说“不”的代价很大。但如果说“是”的代价是失去自己的声音，那说“不”也许更值得。
手机震动，是秦朗：“查到了。欧洲有个叫‘自由创作联盟’的组织，正在反抗银河的系统。他们下个月在巴黎有个秘密会议，讨论怎么对抗算法操控。你想去吗？”
夏知微看着短信，又抬头看看银河大厦顶层的实验室。那些数据流还在屏幕上闪烁，像一张巨大的网，正在笼罩整个行业。
她回复：“去。帮我联系。”
雨越下越大。夏知微走进地铁站，在拥挤的人群中，她忽然觉得很孤独。周围的人都在看手机，屏幕上可能是银河推送的内容，可能是算法推荐的视频。他们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只是在系统设定的选项里打转。
但至少，还有人醒着。
周子昂醒着，虽然躺在医院。秦朗醒着，在欧洲寻找盟友。那些在工坊坚持的年轻人醒着，虽然前路艰难。
她也醒着。
这就够了。
巴黎左岸那家地下酒吧名叫“镜中镜”，入口藏在二手书店的后门，穿过堆满旧书的走廊，再下一段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夏知微推开沉重的橡木门时，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几个人，烟雾缭绕，空气里混杂着咖啡、红酒和潮湿石头的气味。
秦朗在角落的卡座里招手。他旁边坐着一个戴贝雷帽的法裔女人，五十多岁，眼角有深刻的皱纹，手指夹着细长的雪茄。
“夏，这是伊莎贝尔·杜邦，自由创作联盟的发起人。”秦朗介绍，“她年轻时拿过戛纳金棕榈，现在...全职对抗银河。”
伊莎贝尔握住夏知微的手，力道很大：“秦跟我说了你的事。欢迎来到抵抗者的地下室。”
地下室很贴切。这里的人来自不同地方——欧罗巴、北美联邦、南美共同体、甚至有两个来自非洲联盟的导演。他们说着口音各异的英语，分享着相似的故事：作品被算法“优化”后失去灵魂，拒绝合作后遭遇资源封锁，或者更直接的——被银河收购的公司解约。
“银河的扩张比我们想象的快。”伊莎贝尔在简陋的黑板上画着关系图，“过去三年，他们通过控股、投资、技术合作，控制了欧罗巴百分之四十的发行渠道，北美百分之三十五，亚洲...华夏是关键战场。如果他们拿下华夏，全球内容产业的半壁江山就落入算法之手。”
一个满脸胡子的北欧导演站起来：“我们试过法律诉讼，但银河的合同滴水不漏。试过舆论曝光，但他们的公关团队太强大。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真相——算法不是在服务创作，是在驯化创作。”
“怎么让更多人知道？”夏知微问，“如果传播渠道也在他们手里？”
伊莎贝尔笑了，笑容里有种老战士的狡黠：“所以我们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口口相传。每个离开这里的人，至少要告诉十个信得过的同行。没有邮件，没有社交媒体，面对面说。”
会议进行了两小时。夏知微了解到更多细节：银河在欧洲推行的“创作辅助系统”已经升级到3.0版本，不仅能评估剧本，还能在拍摄中实时调整——根据演员微表情数据建议重拍，根据场景情绪分建议剪辑点，甚至能预测哪些台词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