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链哗啦一声摘下。开门的女人六十岁左右，瘦得像纸片，穿着洗得发白的睡袍。她的脸和父亲笔记本里那张照片上的年轻女孩只有依稀的相似——同样的眉眼轮廓，但被岁月和疲惫磨损得厉害。
“进来吧。”林晓梅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
公寓很小，一间房兼具卧室、客厅、书房的功能。墙上挂满了电影海报，都是老片子，《钢轨上的春天》的海报贴在正中央——黑白画面，一群工人站在铁轨旁，眼神里有种倔强的光。
“我父亲说，您父亲是他最好的朋友。”夏知微把带来的茶叶放在桌上，“这是老家产的，您父亲最喜欢的。”
林晓梅没有碰茶叶，而是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夏建国...我父亲常提起他。说他是唯一看懂那部电影的人。”
“银河的人找过您了？”
“找过。”林晓梅吐出烟圈，“三个月前就找来了。一个姓沈的女人，很漂亮，说话很温柔。她说想‘修复’《钢轨上的春天》，让它被更多人看到。”
“您答应了？”
“我能不答应吗？”林晓梅苦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同，“他们开价五十万欧元，买改编权。我父亲去世后，我在餐厅洗了三十年盘子，这间公寓的租金都欠了三个月。五十万...够我活完下半辈子了。”
夏知微接过合同。条款很清晰，银河影业获得《钢轨上的春天》的永久改编权、重制权、全球发行权。签字处有林晓梅的名字，日期是三个月前。
“原版拷贝呢？”夏知微问，“我父亲说，您父亲留了一份。”
林晓梅沉默了很久，烟灰掉在睡袍上都没察觉。最后她说：“没了。上周...被偷了。”
“什么？”
“两个男人，半夜撬门进来。”林晓梅的手在抖，“他们没拿钱，没拿首饰，只拿走了那个铁盒子。里面是《钢轨上的春天》的35毫米胶片，还有我父亲的手稿。”
夏知微感觉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银河的动作比想象中快。
“您报警了吗？”
“报了。警察来看了一眼，说这种老胶片不值钱，可能是哪个收藏家偷的。”林晓梅掐灭烟头，“但我知道是谁。他们拿走胶片的时候，掉了一张名片——银河影业，沈玥。”
赤裸裸的抢劫。连伪装都省了。
“您有备份吗？任何形式的？”
林晓梅看着她，眼神复杂：“夏小姐，你为什么要找这个？那部电影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谁还看黑白片？谁还关心工人维权？”
“因为历史不能被篡改。”夏知微说，“银河想重拍，不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是为了改写它。把抗争改成和解，把冲突改成和谐。如果我们让这种事发生，以后所有不‘合时宜’的历史都会被改写。”
“改写又怎样？”林晓梅突然激动起来，“我父亲为了拍这部电影，被开除，被监视，最后郁郁而终。电影拍出来，只放过三次，就被封存了。它改变什么了？什么都没有！那些工人该下岗还是下岗，该穷还是穷！艺术改变不了现实，从来都改变不了！”
她的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带着三十年的积怨和绝望。
夏知微等她平静下来，才轻声说：“我父亲入狱前，给陆建国写过一封信。信里说：‘我知道我做的事改变不了什么，但如果今天没有人站出来说真话，明天说真话的人就会更少。少到最后，就没人记得真话长什么样了。’”
林晓梅的眼泪掉下来。
“林女士，《钢轨上的春天》可能改变不了现实，但它证明了一件事——在那个年代，有人敢拍这样的电影，有人敢看这样的电影。这就是它的价值。”夏知微握住她的手，“我们不能让银河把这份价值抹去。”
长久的沉默。窗外传来巴黎街头的车声，遥远而模糊。
林晓梅站起来，走到墙边，挪开《钢轨上的春天》的海报。后面是一个暗格，她从里面取出一个小铁盒。
“胶片被偷了，但这个还在。”她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卷8毫米的家用胶片，“我父亲拍完35毫米版后，用家用摄影机又拍了一个版本。画面粗糙，声音也不清楚，但...内容是完整的。”
夏知微接过这卷小小的胶片。它很轻，但很重。
“银河不知道这个版本的存在。”林晓梅说，“但你要小心——他们知道我父亲有这个习惯，一定会怀疑。你带着它，走不出巴黎。”
“那怎么办？”
林晓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老式胶卷扫描仪：“在这里数字化。巴黎第十区有全欧洲最好的胶片修复工作室，我认识人，可以连夜做。数字化文件，你带走。胶片原版...我藏起来。”
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数字化需要时间，而银河的眼线可能无处不在。
“他们监视您吗？”
“当然。”林晓梅走到窗前，掀起窗帘一角，“看到那辆灰色轿车了吗？停在街角三天了。车里两个人，二十四小时轮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