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熊建国都会感激地冲那位帮忙的老乡笑一笑，心里暖烘烘的——这乡土间的善意，总能化解那些小插曲带来的不快。
然而，比起这些偷鸡摸狗的小麻烦，最让熊建国头疼不已的差事，莫过于卖猪肉。
倒不是因为猪肉沉、搬着累，而是因为猪肉的规矩多、手续杂，稍不注意就容易出岔子。
供销社的猪肉，主要来自公社下属各生产大队。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凡事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连社员自家养的猪，都严禁私自宰杀，必须统一送到公社指定的屠宰场处理。
这规矩是死的，谁也不能破，要是有人敢偷偷杀猪，一旦被发现，后果可严重了。
政策还规定得特别细：一个大队一年内养出的第一头肥猪，宰杀之后，必须把一半的猪肉卖给公家，也就是公社。公社通常会把这部分猪肉的购销任务交给供销社，再由供销社按计划供应给社员——毕竟供销社是公社里最集中、最方便大家买东西的地方。而剩下的另一半猪肉，连同猪肝、猪肠、猪心这些 “猪下水”，大队则可以自行留下，分给社员们改善伙食。
要是哪个大队不想留下那半扇猪肉，也可以一并卖给供销社，到时候能按斤换取相应的肉票和肉钱。
可这里头有个“门道”：日后大队要是想凭这些换来的肉票再去供销社买肉，每斤肉还得额外多付一毛多钱。
这一进一出可不划算，所以各大队通常都会选择把自家分得的那半扇猪拉回去，切成小块，按社员的工分多少来分，让辛苦一年的大伙儿都能打打牙祭，尝尝荤腥。
后来，因为公社的集中屠宰点实在忙不过来——有时候好几个生产队的猪扎堆送来，屠宰场的师傅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是杀不及时，那些等着宰杀的猪还得白白搭进去不少喂养的粮食。
公社领导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改了办法：允许各生产队在自己队里杀猪，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减少粮食消耗。可即便如此，公社也没完全放手，牢牢把控着生猪数量登记和发放“生猪屠宰许可证”这两道关。每个生产队养了几头猪、哪头猪达到宰杀标准了，都得先去公社登记；要杀猪前，还得拿着登记证明去公社领“生猪屠宰许可证”，少了这张证，就算猪养得再肥，也不能杀。就这么两道关，把全公社几十个大队的养猪、杀猪事宜管得死死的，半点差错都出不了。
其实公社也不怕生产队偷偷杀猪。
一来，社员们的嘴管不住——谁家要是杀了猪，炖肉的香味能飘大半个村子，大伙儿一打听就知道了，难免会走漏风声；二来，私杀生猪在当时可不是小事，等同于侵占公社集体财产，性质严重得很，不光杀猪的人要受处分，大队书记弄不好都要坐牢。谁会为了一口猪肉去冒蹲大狱的风险？所以这套新规矩执行得极为顺畅，没哪个生产队敢偷偷摸摸地干。
熊建国所在的腊尔山公社规模不小，下属有十几个大队，几乎隔段时间就有生产队宰杀生猪，供销社也就能断断续续地供应猪肉。
可让熊建国记忆最深、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他刚下乡插队头一年的那个寒冬腊月——临近年关时分，整个大队弥漫的那种对“杀年猪”翘首以盼的氛围，那种期待感，比过年本身还要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