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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春天,深市证券交易所还在筹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国。
新月城里,“三友投资咨询社”的招牌擦得锃亮。店面从十五平米扩大到了三十平米,添了两张办公桌,一部属于自己的电话,红色的拨号电话机,周永昌生每天要擦试三遍。
“大哥,你看这个。”陈国华把一份报纸推到王守仁面前。
头版标题:《深市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成立,新月资本市场迈出关键一步》。
王守仁仔细阅读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周永昌生刚进门,手里拎着豆浆油条。
“城企改制。”王守仁指着报纸,“上面说,要推动城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这意味着什么?”
陈国华推了推眼镜:“意味着会有大批城企发行内部职工股,甚至向社会公开发行。”
“意味着……”周永昌生眼睛亮了,“咱们的生意要来了!”
话音未落,电话响了。
周永昌生一个箭步走过去,清了清嗓子,用最标准的普通话:“您好,三友投资咨询,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电话那头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官腔:“我找你们负责人。”
“我就是,周永昌生。”
“我是新月纺织厂的厂长秘书,姓李。我们厂准备搞股份制试点,需要咨询一些事情。你们下午能派人来一趟吗?”
挂掉电话,周永昌生的手在抖。
“纺织厂!”他声音都变了,“新月纺织厂!两千多人的大厂!”
王守仁站起来:“我去。”
“不,”周永昌生按住他,“大哥,这次让我去。你说话太直,万一得罪人……”
“正因为怕得罪人,才该我去。”王守仁平静地说,“这是原则问题。”
陈国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要不……一起去?”
下午两点,三个人穿着最好的衣服,王守仁的蓝色工装洗得发白但整洁,周永昌生那件西装熨过了,陈国华借了件白衬衫,走进了新月纺织厂的大门。
厂区很大,红砖厂房连绵,机器声隆隆。工人们推着推车来来往往,空气里有棉絮和机油的味道。
厂长办公室在三楼。
厂长姓刘,五十多岁,胖胖的,手指被烟熏得发黄。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没起身,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坐。”
秘书倒茶,茶叶在开水里慢慢舒展。
“听说你们是搞投资的?”刘厂长开门见山,“我们厂要搞股份制,职工内部持股。上面给了指标,三个月内完成。你们懂这个吗?”
王守仁点头:“我们研究过相关政策,也帮一些小企业做过方案。”
“小企业?”刘厂长笑了笑,“我们这是两千人的厂子,资产规模……”他停顿了一会,“很大。”
周永昌生赶紧接话:“我们正是看中贵厂的规模,才觉得这是个标志性案例。做好了,对新月城所有城企都有示范作用。”
刘厂长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些欣赏:“会说话。那你们说说,这事该怎么做?”
王守仁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方案:“第一步,资产评估。要请专业机构对厂房、设备、存货、应收账款进行全面评估。”
“资产评估?”刘厂长眉头皱起来,“这个……需要多久?”
“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
“太慢了。”刘厂长打断,“上面要求三个月完成全部流程,你们评估就要一个月?不行。”
周永昌生赶紧打圆场:“刘厂长,其实资产评估可以灵活处理。关键是看咱们想达到什么效果。”
刘厂长点了根烟,烟雾在办公室里弥漫:“效果?职工踊跃认购,完成上级任务,就这么简单。至于资产……”他弹了弹烟灰,“账面数字好看点,大家都有信心嘛。”
王守仁心里一沉。
陈国华小声说:“但按照政策规定,必须如实披露……”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刘厂长笑了,看向周永昌生,“小周,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周永昌生点头哈腰:“明白,明白。”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刘厂长一直在说“困难”:设备老旧需要更新但没钱,库存积压严重,应收账款很多是死账……最后他总结:“所以啊,如果完全按实际情况评估,职工谁还敢买股票?”
从纺织厂出来,已经是傍晚了。
三个人沉默地走在回程的路上。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这事不能做。”王守仁先开口。
“为什么?”周永昌生站住脚,“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大客户!做好了,以后所有城企都会找咱们!”
“因为他们在要求我们作假。”
“那不叫作假,叫……”周永昌生搜刮着词汇,“叫合理优化。大哥,你想想,那些设备虽然旧,但还能用吧?库存虽然多,但总有卖出去的一天吧?应收账款……”
“很多是三年以上的呆账。”陈国华小声说,“我看了他们提供的清单。”
“那又怎样?”周永昌生急了,“哪个城企没有一点坏账?水至清则无鱼!咱们要是什么都按书本上的来,生意还做不做了?”
王守仁盯着他:“永昌,我们当初结拜时说过什么来着?”
“不做假账。”周永昌生声音低下去,“但这不是假账,这是……这是为了大局!你想啊,如果职工不买股票,厂子融不到资,真倒闭了,两千工人下岗,那不是更糟?”
“可以用其他方式融资……”
“什么方式?”周永昌生打断,“银行贷款?银行看他们那报表,能给贷吗?大哥,咱们不是在象牙塔里搞研究,咱们在现实中做生意!”
两人站在街边争吵,引得路人侧目。
陈国华拉拉这个,扯扯那个:“别吵了……咱们回去慢慢商量。”
回到店里,天已经黑了。
王守仁坐在桌前,看着那份纺织厂提供的资料,眉头紧锁。
周永昌生在屋里踱步:“大哥,我知道你正直,但正直不能当饭吃。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好不容易等来这么个大单。你算过没有,这一单的咨询费能有多少?”
“多少?”
“百分之五。”周永昌生伸出五根手指,“刘厂长说了,如果事情办成,按募集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五给咨询费。他们计划募资五百万,那就是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这个数字让王守仁也愣住了。他们三个拼死拼活干了一年多,总共才赚了三万多。这一单,顶他们干八年。
陈国华小声说:“可是……如果虚报资产,将来出了问题,咱们是要担责任的。”
“所以我们要做漂亮点。”周永昌生坐下来,压低声音,“不是完全不报,是……选择性披露。坏的少说,好的多说。这在法律上叫‘商业判断’,不叫欺诈。”
王守仁不断地摇头:“永昌,你这是自欺欺人。”
“那你说怎么办?”周永昌生站起来,“拒绝?然后呢?咱们继续给人做五块钱十块钱的小单?大哥,我爸上个月写信来,说家里房子漏雨,想修,要三千块。我拿不出来!我二十四岁了,还让父母住漏雨的房子!”
他的声音哽咽了。
王守仁沉默。他知道周永昌生家里的情况,父母都是农民,供他读书欠了一屁股债。
陈国华也低头。他母亲还在菜市场摆摊,冬天手冻得开裂,夏天热得中暑。
“我有个想法。”陈国华突然说。
两人看向他。
“技术上……可以做两份报告。”陈国华推了推眼镜,“一份给厂里和职工看的,适当美化。另一份真实的,咱们自己留着备案。这样既满足了厂里的要求,咱们也保留了底稿,将来万一……”
“万一什么?”王守仁问。
“万一日后有人追究,咱们可以说,当时给的是简化版,详细版没被采纳。”陈国华越说声音越小,“我知道这也不对,但……这算折中吧?”
周永昌生一拍大腿:“这个好!三弟聪明!”
王守仁看着两个兄弟,一个眼睛发红,一个满脸愧疚。他想起自己躺在医院里的父亲,想起医生说的“特效药很贵”。
窗外传来卖夜宵的吆喝声,生活的压力像潮水一样涌来。
“让我想想。”王守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