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成立后的第七天，冰洁在苏黎世酒店的会议室里收到了预警报告。
“过去72小时，三家中型供应商退出联盟，”她将数据投屏，“表面原因是改造成本过高，实际是——”她调出供应链图谱。
“他们的欧洲客户被单独承诺了过渡配额，条件是切换至‘欧盟认证的绿色供应链’。”
那些断裂的连线在屏幕上刺眼地红着。
陆彬站在窗前，看着利马特河上的游船：“分化策略见效了。但我们不能只防守。”
手机震动，李文博发来一份分析报告：
过去五年，欧盟清洁技术对华出口增长47%，但核心研发仍集中在慕尼黑、哥本哈根、埃因霍温三大集群。
“他们输出设备，不输出算法；卖解决方案，不开放底层逻辑。”
“那就把研发中心建到他们隔壁，”陆彬转身，“不是销售办事处，是真正的研发——高薪聘请当地工程师，与大学共建实验室，参与欧盟地平线计划项目。”
冰洁迅速调出地图：“选址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靠近技术集群、有高校资源、政治环境允许技术合作。”
慕尼黑、哥本哈根、米兰符合要求，但……”
“但什么？”
“但我们需要一个理由，不让这看起来是战略对抗。”
冰洁点开一份内部备忘录：“欧洲媒体已经开始渲染‘中国碳联盟是绿色保护主义’。”
门铃响了。艾伦带着一身晨露走进来，手里拿着刚出版的《金融时报》，头版标题赫然写着：“中国的碳棋局：数据还是武器？”
“我昨晚见了欧盟贸易总司的一位老朋友，”艾伦将报纸放在桌上，“他说，如果你们的研发中心只为中国企业服务，这就坐实了对抗叙事。但如果——”
“如果向欧洲中小企业开放，”冰洁接话，“共建研发，共享专利。”
艾伦点头：“而且第一个中心应该在东欧。”
房间安静了一瞬。
“斯洛伐克，”陆彬突然说，“靠近德国汽车集群，有成熟的工程师群体，当地政府正在推动绿色转型——最重要的是，那里需要投资，需要技术转移，不会把这看作威胁。”
三天后，陆彬和冰洁飞往布拉迪斯拉发。
接待他们的是斯洛伐克经济部副部长伊万娜，一位四十岁出头、说话直接的女官员。
“我们看过石狮的全息仪式，”她在车上就说，“很震撼。但斯洛伐克要的不是一场秀，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和技术沉淀。”
“所以我们要建的不是研发中心，是研发集群，”陆彬调出规划图。
“第一期：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材料实验室，与当地钢铁企业合作，研发低碳高强度钢材。”
“第二期：纺织业废水处理中试平台，把中国化工企业的膜技术，与欧洲的监测算法结合。”
伊万娜眼睛亮了：“就业岗位？”
“首期87个研发岗位，60%本地招聘。但更重要的是。”
冰洁补充，“我们会要求入驻的中国企业，必须将年营收的3%投入本地研发——白纸黑字写进投资协议。”
考察团来到规划选址地——一座废弃的机械厂，墙上还留着社会主义时期的标语。
冰洁走过生锈的流水线，忽然蹲下，拾起一枚锈蚀的齿轮。
“这里适合讲故事，”她轻声对陆彬说，“把旧工业的遗产，变成新绿色的起点。”
当晚的谈判持续到凌晨。斯洛伐克方要求技术转移的具体时间表，中方要求专利共享的明确比例。
争执最激烈时，陆彬突然问伊万娜：“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伊万娜沉默片刻：“我的父亲曾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三十年。”
“他退休那天说，斯洛伐克永远只能组装别人设计的零件。”
“我想要的是，有一天，德国汽车用的是斯洛伐克设计的低碳材料。”
“那就写进备忘录第一条，”陆彬说，“首个联合专利的署名单位，必须有斯洛伐克国家材料实验室。”
备忘录签署时，窗外天色已微亮。
第二站哥本哈根。这里的气氛截然不同。
丹麦科技大学清洁技术中心主任奥尔森，一位银发教授，在会议室第一句话就是：
“我看过你们开源社区的碳核算代码，第47行有个错误。”
李文博的视频窗口立刻弹出：“您是指矩阵迭代的收敛条件吗？我们上周刚修正……”
“不，是更根本的，”奥尔森调出算法结构，“你们假设电网碳强度是均匀的，但在北欧，风电充足时和不足时，每度电的碳差值是十倍。”
“这个误差会让你们的区域调整系数模型失效。”
冰洁迅速记下：“所以我们需要本地化的实时电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