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19日。
吕辰站在6305厂动力中心的楼顶，手里夹着一只大前门，望着远处1号厂房灰白色的外墙。
燕山吹来的北风，刮得人脸生疼。
他在这里站了快十分钟，烟卷在指间燃尽，烫了手指才回过神。
楼下，管廊工地的焊光还在闪烁，工人们裹着军大衣，在零下十三度的寒风里铺设最后一段特种气体管道。
焊接的青烟被风撕成碎片，转眼散尽。
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光刻机初步调平，长光所王工的团队在洁净区，像伺候瓷器一样伺候那台机器，每天进门前要过三道风淋，手套换三双。
涂胶显影机的第一组模块前天运抵，正在开箱验收。
哈工大包康健教授派来的三位工程师蹲在箱体旁，用水平仪一点一点找基准，忙了整整两天，还没敢往基座上落。
扩散炉的炉体已经到了北京站，押运员打来电话说，铁路调度出了点问题，要晚两天才能送进厂。
动力中心的王工程师正在和运输科扯皮，声音从电话听筒里穿透出来，整个调度室都听得见。
超纯水系统的终端已经完成哈氏合金管件更换，第一批试运行的水样送去分析，电阻率18.2，达标。
一切都在向前走。
但有一件事，静得像冻住了。
吕辰从楼顶下来，来到厂办指挥部办公室，拨通了真空所的电话。
总机转了快三分钟，才接到顾赟的分机。
“顾工，我是吕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吕工。”顾赟的声音很轻，像压着什么东西，“你……是为电镜的事？”
“样机怎么样了？”
又是一阵沉默。
吕辰听见电话那头有人走动，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顾赟压低了的、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样机做出来了。”
他顿了一下：“但是……效果差太远。”
“差多少？”
“设计指标是100埃。我们测了三轮，最好的结果是500埃。”顾赟的声音发紧，“文教授、吴教授、林教授、李总工……已经一个月没怎么合眼了。昨天晚上吴教授在示波器前面坐着，坐了两个小时，什么都没说，后来我扶他回去休息，他血压都到一百八了。”
吕辰握电话听筒的手指节节泛白。
“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吕辰闭上眼睛。
芯片制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工艺。
光刻要对准，薄膜要测厚，刻蚀要看形貌，掺杂要看深度，键合要看界面。
没有电镜，这一切全是盲人摸象。
你可以把光刻机调得再平，把超纯水的电阻率提到18.3，把洁净车间的尘埃粒子压到个位数，但只要你看不见那些微米级的沟槽、亚微米级的缺陷、纳米级的氧化层，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做对了没有，错在哪里。
6305厂的工艺调试，需要的不是500埃。
是100埃以下。
甚至，未来的某一天，是50埃、20埃、10埃。
吕辰睁开眼睛，拨通了刘星海教授的电话。
下午三点，吕辰站在刘星海教授办公室门口，还没敲门，里面就传来声音：“进来。”
刘星海靠在椅子里，手里拿着那份1962年星河计划第三次会议纪要的复印件，翻到第三页。
那一页上，白纸黑字，写着：“电子光学仪器攻关协作组任务分工。”
北京大学：电子光学理论、电磁透镜设计、系统总体方案；
清华大学：机械结构设计、自动控制系统、总装集成与测试；
北京电子管厂：电子枪试制、高压电源、部分真空部件；
北京真空电子技术研究所：真空系统设计与集成、样品室、工艺经验支持；
长春光机所：精密光学机械加工；
红星工业研究所：控制电路、信号处理、项目协调与资源保障；
工业学院文昭南教授团队：信号检测理论与方案、跨单位技术衔接。”
刘星海把纪要放下，摘下老花镜，慢慢擦拭镜片。
“电镜的事，我知道了。”
他没有看吕辰，目光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际线上。
“你打算怎么办？”
吕辰把在真空所电话里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
工业学院的文昭南教授，北大物理系电子系吴教授，清华电子系林教授、北京电子管厂的李总工，真空所的工程师顾赟。
这些人，从1962年冬天起，就背着“电镜组”的担子。
三年了。
吕辰汇报完，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刘星海慢慢把老花镜戴上。
“你打算派谁去？”
“我申请组织一次专家会诊。”吕辰说，“由6305厂牵头，把参与电镜研制的所有单位、以及星河计划里相关领域的专家，全部请到真空所去。在现场看机器，听问题，分头把脉，逐条开方。”
他顿了顿：“这不是哪个环节出了孤立故障。这是整套系统走到极限之后，暴露出来的、深埋在技术体系里的结构性难题。必须多兵种联合作战。”
刘星海点了点头。
“谁带队？”
“陈光远副厂长。”
刘星海看了吕辰一眼。
“他亲自去？”
“6305厂的安装任务这么重，他走得开？”
“走不开也得走。”吕辰说，“电镜交付不了，6305厂建得再好也是瞎子。这个道理，陈厂长比谁都明白。”
刘星海沉默片刻：“告诉陈光远，这是我刘星海私人拜托他。电镜组那帮人，扛了三年了，不能再让他们孤军奋战。”
1月20日上午8点，6305厂门口，陈光远站在前面，裹紧军大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他身后，是十六个人的会诊团队。
宋颜、谢凯、钱兰、吴国华、吕辰，这些是红星所的成员，也是星河计划指挥部办公室的成员。
还有成电郑长枫老师、西北工业大学胡文来教授、哈工大包康健教授、西军电秦世襄教授等10位来自各协作单位的教授、工程师、技术员，都是在电镜相关领域有经验的实战派。
他们的身后，从轧钢厂调来的五辆吉普车已经在等候。
这是一趟从东郊工业区斜穿老北京城，奔赴西北郊“新北京”科学城的旅程。
人到齐了，陈光远看了一眼手表。
“上车，出发！”
众人依次上车，吉普车启动，走京顺老路进城，经过机三厂时，煤焦油味着实刺鼻。
吕辰把车窗摇上，他和包康健教授、秦世襄教授坐一辆车。
“电镜的问题，我听说过一些。”包康健教授缓缓开口，“文昭南教授那边，三年了，样机是出来了，但指标一直上不去。”
他顿了顿：“说起来，这台机器，是星河计划里最难的骨头。”
秦世襄教授看着远处绵延的使馆区：“我在西军电搞雷达接收机，搞了二十一年。”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雷达要看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外的飞机；电镜要看的目标，是几埃格斯特朗的原子。雷达信号弱，我们可以加大发射功率；电镜的电子束不能大，大了样品就烧坏了。”
“所以电镜比雷达更难。不是难一倍，是难一个数量级。”
车厢里安静了下来。
车队从建国门进入了长安街，沿长安街一路往西直门方向走。
吕辰靠着车窗，闭上眼睛。
他想起昨晚，李怀德在他那份申请报告上签字时说的那句话：“电镜这仗，打的是我们这代人的脸。打赢了，后人说我们有远见；打输了，后人说我们不中用。”
李怀德签完字，放下钢笔，抬头看着他。
“所以不能输。”
车子出了西直门，到中关村后，转向北走学院路，穿过清华、北大、物理所、电子所、科仪厂。
最终停在真空所新建成不久的四层大楼前。
没有欢迎仪式。
顾赟在门口等着，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棉袄领子竖起来，脸被寒风吹得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