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时间还有四小时。我做出了本能的决定：改签航班，留在古邦。
不是因为记者的好奇心，因为一种道德责任——若昂把人类历史的碎片交给我，我不能像游客一样带走它而不回望碎片来源的生命。
回到塔西托罗市场，我找到了那家咖啡摊。摊主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动作从容，眼神深处有若昂一样的锐利，但更柔和，被生活磨圆了棱角。
“又一壶葡萄牙式？”他微笑，认出我前天来过。
“是的。还有……一些故事。”
他倒咖啡的手微微停顿，然后继续。“咖啡和故事是好搭配。苦与甜，像生活。”
我小心选择词语。“我遇到一个人，老人，葡萄牙人。他留下一些关于古邦旧时的记录。我想知道……那些老故事，现在还有人感兴趣吗？”
何塞——我假设是他——擦拭杯子，长时间沉默。市场噪音包围我们，像保护性的茧。
“古邦人分两种，”他终于说，“一种想忘记过去，一种想记住过去。但大多数是第三种：想记住但怕痛，想忘记但有责任。所以我们在中间，每天选择记住多少，忘记多少，像咖啡师选择豆子比例。”
“你属于哪种？”
他笑了，眼角皱纹像海岸线。“我是咖啡师。我混合：葡萄牙豆的酸，印尼豆的苦，帝汶豆的醇。比例每天不同，根据天气、心情、顾客。生活也是混合，历史也是混合。纯粹是神话。”
我鼓起勇气。“那个老人……他寻找他失去的。不是失去的地方，是失去的人。”
何塞的眼神变得遥远，望向市场外的海。“海也失去东西，但不停止流动。风也失去方向，但不停止吹拂。人……人更难。”
他给我加满咖啡。“我有顾客了。但如果你对老故事感兴趣，明天日出，去盐田东边的废弃小教堂。有些老人每周四在那里聚会。他们记得葡萄牙时期，不美化，不诅咒，只是记得。你可以听。但记住：倾听是礼物，不是索取。”
废弃教堂中的记忆仪式
凌晨五点半，我找到了那座小教堂——半塌的石头建筑，屋顶已无，十字架倾斜指向将明的天空。
里面已有七位老人：四男三女，年龄七十到九十不等。他们坐在破长椅上，面对没有祭坛的空墙。
没有牧师，没有仪式，只有沉默。
然后最年长的女人开始哼唱——不是赞美诗，是古老的帝汶摇篮曲。其他人加入，声音颤抖但和谐。十分钟后，歌声停止。
一个女人用葡萄牙语说：“今天我记起1974年的狂欢节。最后一场。我十八岁，穿我母亲的葡萄牙裙子，太长了。安东尼奥——愿他安息——借我他姐姐的高跟鞋。我们跳舞到天亮，知道一切要变了，但假装不知道。”
一个男人用德顿语回应：“那天我也在。我是乐队的鼓手。我们奏《里斯本之歌》，但改了歌词，变成《帝汶之歌》。没人注意，除了一个葡萄牙军官——年轻的那个，档案室的。他听到了，但没有制止，反而多付了钱。”
“阿尔梅达中尉，”另一个女人说，“高个子，蓝眼睛，害羞。他爱上了一个帝汶女孩，抵抗组织的。我们都知道，但都假装不知道。爱情在战争边缘开花，像石缝里的花。”
我屏住呼吸。但他们没继续这个故事，转到其他记忆：
“我记得盐田第一次使用拖拉机，1968年，葡萄牙人引进的。”
“我记得印尼士兵第一次进城，1975年12月，他们看起来很害怕，像孩子。”
“我记得1991年圣克鲁斯的枪声，我装死，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