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姐，这垫罐子的是……”
“报纸啊！”刘大姐理所当然，“一直用这个！吸潮气，还带点油墨香，跟霉豆腐配着呢！我奶奶那辈就这么传下来的！”
我和陈默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从食品安全角度，这简直是“雷区”。陈默掏出手机，大概想查查油墨成分，刘大姐已经滔滔不绝讲起了她的“秘方”：“你们可别小看这报纸，得是《青川日报》的才行！别的报纸油墨味儿不对！还有这豆腐，得用镇东头老李家的卤水豆腐，别家的不行！发酵的稻草也有讲究……”
她越说越兴奋，声音洪亮，在院子里回荡。陈默默默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巧的电子分贝仪——他居然连这个都带了！——对准刘大姐的方向。屏幕上的数字迅速飙升，很快突破了90分贝，还在往上跳。
我看着分贝仪上跳动的数字，又看看浑然不觉、激情演讲的刘大姐，终于没忍住，背过身去，肩膀直抖。
陈默面无表情地记录：“生产环境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工艺依赖个人经验，缺乏标准化流程，生产者沟通音量……显着高于常规环境。”
调研了大半天，收获颇丰，也头疼不已。品质好的确实有，但几乎都卡在“标准”和“安全”的门槛上，更别提品牌和规模了。
回镇子的路上，我们“偶遇”了“客来香”的新老板，一个姓贾的外地中年人。钱富贵倒台后，他盘下了店面，据说想走“高端农家菜”路线。
贾老板满脸堆笑地凑过来：“林老板，陈先生！听说你们在收山货？巧了，我也有这打算！咱们可以合作啊，量大从优，我全包了！价格好商量，肯定比那些零散收购的高！”
他话里话外透着想垄断货源的意思。王老爷子本来跟在我们后面，闻言冷哼一声，烟杆在地上磕了磕：“全包？你识货吗？别又是跟以前那个钱胖子一样，只想压价收便宜货，糟蹋好东西！”
贾老板脸色一僵，还想辩解，王老爷子已经不耐烦地挥挥烟杆：“去去去，别挡道！我们青川的东西，要卖给懂它的人！”
赶走了贾老板，王老爷子对我们说：“这人眼神飘，不实在。好东西不能落他手里。”
调研告一段落，我们确实发现了宝藏：除了笋干、蜂蜜、霉豆腐，还有品质极佳但缺乏管理的野茶丛，风味独特的山胡椒、木姜子，以及农户散养、肉质紧实但大小不一的“跑步鸡”。陈默的平板里已经列了长长的清单，每个品类后面都跟着一串问题：物流、标准、包装、认证、规模……
晚上回到“老林菜馆”后院，我和陈默对着整理出来的资料发愁。苏琪发来视频请求，接通后，她那边背景音嘈杂，好像也在厨房。
“薇姐！调研得怎么样？需要支援吗？”她声音活力十足。
我把大致情况说了，重点讲了周大爷的“魂”、胡婆婆的“险”、刘大姐的“报纸”。苏琪在屏幕那头笑得前仰后合：“我的天！报纸垫霉豆腐？这能过审吗？啊等等——”
她大概太激动，手一滑，手机“噗通”一声掉进了旁边一个装满面粉的不锈钢盆里。屏幕瞬间一片雪白，只听见苏琪的尖叫和手忙脚乱捞手机的声音。几秒后，她顶着一头一脸的面粉重新出现在镜头里，模样滑稽极了。
“咳咳，意外，意外。”她抹了把脸说“大家听说了青川镇的事，都挺着急，都问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
我听了以后挺感动的，心里更清醒地意识到：光有热情和零散帮忙不够。青川的这些好东西，要变成能走出去的“商品”，需要系统性的改变——从生产观念到加工标准，从包装设计到销售渠道。
我决定召集几位有意向的核心农户，先开个小会，听听他们的想法。
第二天下午，“老林菜馆”后院，一张八仙桌旁，围坐着周大爷、刘大姐、李婶（她养鸡最多），还有王老爷子坐镇。气氛一开始还算和谐，我简单说了说想帮大家把山货卖得更好的想法。
“那是好事啊！”李婶第一个响应，“我家那些鸡蛋，个顶个的好，就是卖不出价！”
但一谈到具体怎么做，场面立刻失控。
“先给钱！”周大爷敲桌子，“按我的标准交货，你们验货合格，当场结清！不能赊账！”
“那不行！”刘大姐嗓门立刻拔高，“我得先买罐子、改做法，万一你们后面不要了，我找谁去？得先签合同，付定金！”
“签合同？俺们不懂那些弯弯绕！”李婶也加入，“我就问，鸡蛋大小到底咋分？我家鸡蛋就是红壳的，比白壳的营养！凭啥不单算？”
“红壳白壳营养差不多！”王老爷子忍不住插嘴，“关键是新鲜！收集时间必须标清楚！”
“你懂还是我懂？我养了一辈子鸡！”李婶不服。
“我吃过的鸡比你养过的还多！”王老爷子胡子一翘。
两人竟然就“鸡蛋到底看壳色还是看新鲜度”吵了起来。周大爷和刘大姐则在“先款后货”和“先付定金”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嗓门一个比一个大。
我试图劝解，声音完全被淹没。陈默坐在桌角，手指在平板键盘上快速敲击，眉头微蹙。最后，他停下动作，把屏幕转向我。
上面只有一行清晰冷静的字：
首要矛盾：传统散漫生产模式与现代商品化需求的冲突。
我看着那一行字，又看看眼前吵得面红耳赤却又无比鲜活真实的乡亲们，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这事，果然没那么简单。但看着桌上摆着的、来自这片山野的质朴礼物，那股想要做点什么的冲动，却更加清晰了。
路得一步一步走。而第一步，大概是让这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先找到一个能互相听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