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公安部顶层的小会议室里，林辰面前摊着连夜起草的《关于应对新兴“认知—技术复合型”安全威胁的初步思考与策略建议》。这份文件已经删去了所有具体案例和技术细节，只保留框架性分析和原则性建议，措辞极其谨慎。他要在上午的部务会议上，以个人名义提出这个议题，试探风向。
文件的核心观点是：当前国家安全威胁正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快速蔓延，特别是技术发展与社会认知、个体心理的交叉地带，可能成为新的博弈前沿。建议提升对“认知安全”、“技术伦理风险”等议题的战略重视，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风险评估机制，并在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甄别与引导。
他知道，这必然会引发讨论，甚至争议。但他必须提出来。
会议九点开始。林辰提前十五分钟到场，几位分管其他领域的副部长已经到了，正在低声交谈。气氛一如既往，表面轻松，内里紧绷。
会议按议程进行。轮到林辰发言时，他简明扼要地汇报了近期在能源安全、反恐等领域的工作后，话锋一转：“各位领导，除了这些具体工作，最近在调研和处置一些案件过程中，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察，想提出来供大家探讨。”
他顿了顿，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众人，开始阐述文件中的核心观点。他用了“可能”、“值得关注”、“需要警惕”等温和的词汇，避免耸人听闻，但逻辑清晰，指向明确。
室内安静下来。几位副部长交换着眼神，表情各异。有人皱眉沉思，有人不以为然地端起茶杯，也有人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主持会议的王部长听完，沉吟片刻，缓缓开口：“林辰同志提的这个视角，很有启发性。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带来的安全挑战确实越来越复杂、越隐蔽。传统与非传统的界限在模糊。这个议题，值得深入研究。”他转向负责政策研究的副部长，“老李，你们研究室可以组织一些力量，做些前瞻性调研，拿个初步报告出来。范围可以先控制一下。”
“好的，部长。”李副部长点头应下。
没有热烈讨论，没有明确结论，但议题被接纳了，进入了正式的调研程序。这符合林辰的预期，也是最好的结果。种子已经埋下，接下来需要的是时间和证据，让其生根发芽。
会议结束后，王部长单独留下了林辰。
“林辰，”王部长的语气比刚才在会议上更加直接，“你提的这个事，是不是和你正在处理的某些具体案件有关？”
林辰知道瞒不过这位经验丰富的老领导。“是有些关联，但线索还很模糊，牵扯面可能比较广，涉及境外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我需要更确凿的证据链，才能形成正式报告。”
王部长点点头，目光锐利：“涉及人的思想、认知，这个领域非常敏感，处理起来要格外慎重，把握好度。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扩大化，更不能搞成新的‘帽子’。证据是关键，程序要合规。有需要协调的，直接找我。”
“明白，谢谢部长。”林辰郑重回答。有了部长的表态，他后续的行动空间会大一些。
回到办公室，他立刻将会议情况通报给了夜枭和顾凡，要求他们在各自战线上加快进度，但务必注意方式方法，所有调查和监控必须在法律和纪律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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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顾凡传来了关于“数字废墟”低熵化进程的最新分析报告。报告显示，自那次“闪烁”后，废墟内部又有三个不同区域的“逻辑死区”相继出现了类似的、极其微弱的有序化迹象。这种有序化并非恢复成原有代码，而是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结构极其简单、功能未知的“基础单元”。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基础单元”之间，开始出现微弱的、非系统预设的“关联信号”，仿佛在缓慢地搭建某种新的、极其原始的网络。
“进程在加速，”顾凡在视频中脸色凝重，“虽然整体速度仍然很慢，但趋势是确定的。我们尝试用笔洗指令进行‘安抚’，发现能暂时抑制新‘单元’的生成速度，但无法逆转已经形成的有序化。而且，指令的抑制效果似乎在递减。这个进程，可能具有某种自适应或抗干扰能力。”
林辰盯着屏幕上那些模拟出来的、不断缓慢变化的数据结构图。“能预测它最终可能形成什么吗？或者，它的‘目标’是什么？”
“完全无法预测。”顾凡摇头，“它的‘编程语言’和逻辑规则，与我们已知的任何计算机科学范式都不同。它更像是……一种基于信息熵原理的、自发的‘晶体生长’过程。目标？或许它本身就没有预设的‘目标’，只是在无序中自发地寻找一种更稳定的低熵结构。但问题是，这种结构生长在系统的核心矩阵里，一旦达到某个临界规模，可能会对系统的基础运行逻辑产生难以预料的干扰甚至覆盖。”
“临界规模大概需要多久达到？”
“按照目前加速趋势外推……如果不受干扰，大约需要三到六个月。但如果进程继续加速，或者有外部因素刺激，时间会大大缩短。”
三到六个月……林辰记下这个时间。“继续尝试所有可能的干预手段，哪怕只能延缓。同时，准备一套在极端情况下，对这部分‘废墟’区域进行物理隔离或彻底清除的应急预案，风险评估要做足。”
“已经在准备。”
结束与顾凡的通话，林辰揉了揉眉心。系统深处的定时炸弹，倒计时变得更加模糊，也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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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夜枭的汇报也到了。对陈瀚及“普罗米修斯基金会”网络的调查有了新进展。
技术团队通过隐秘渠道，获取了陈瀚过去三年部分加密邮件的元数据（非内容）。分析发现，他与欧洲数个研究机构（包括“普罗米修斯基金会”旗下机构）的联络频率，在其接受“博雅中心”诊疗期间及之后，有明显提升。其中，与瑞士某“认知科学与政策实验室”的一名资深研究员通信最为频繁，时间点多集中在国内有重大能源或科技政策出台前后。
此外，对“普罗米修斯基金会”的全球关联图谱绘制显示，该基金会不仅资助学术研究，还通过复杂的离岸结构，参股了数家专注于神经技术、生物信息学和人工智能伦理初创公司。其中一家位于硅谷的公司，其主要投资人之一，与“凤凰计划”早期倡导团队中的某位知名风险投资家，是长期的商业伙伴。
线索的网络正在扩大，节点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清晰。一个模糊的图景逐渐浮现：一个以“普罗米修斯基金会”为枢纽，连接着欧美学术圈、金融资本、前沿科技公司，并试图通过“认知科学”和“技术伦理”等议题，渗透并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关键领域精英认知与决策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