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直隶保定府以南有个刘家营，村子不大，三百来户人家，背靠马鸣山，面朝白沟河。村里有个后生，姓刘名德厚，字载物，爹娘死得早，跟着叔父长大。这刘德厚自小爱读书，叔父是个庄稼人，却也开明，省吃俭用供他念了十几年书。
宣统年间，刘德厚中了秀才。民国了，科举废了，他也没断了读书的念头，把四书五经翻来覆去地读，又添了些新学的书。村里人背地里笑话他：“读了半辈子书，如今连科举都没了，读给谁听？”刘德厚只当耳旁风，照旧每日读书到深夜。
这年秋天，刘德厚去保定府办事，回来的路上遇着大雨，在山神庙里躲了半宿。那山神庙破败不堪，神像金漆剥落，香案上积了寸把厚的灰。刘德厚瞧着不忍，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块大洋，塞进功德箱里，又把自己的干粮供在神像前，念叨了几句：“山神爷，委屈您了。等小子日后发达了，定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说完这话，他自己都笑了——发达？一个乡下穷书生，发什么达？
雨停了，刘德厚摸黑往回走。山路泥泞，他一脚深一脚浅，走到后半夜才到村口。村口有棵老槐树，树底下蹲着个老汉，穿着件灰扑扑的褂子，手里拄着根拐杖，正打瞌睡。
刘德厚认得这老汉，是村西头看坟的老孙头。他上前拍了拍：“孙大爷，这大半夜的，您怎么在这儿？”
老孙头睁开眼，迷迷糊糊地说：“等人呢。”
“等谁？”
“等个贵人。”老孙头揉揉眼睛，“刚才打了个盹儿，梦见土地爷托话，说今儿夜里有个贵人要从村口过，让我迎一迎，别让野狗冲撞了。”
刘德厚笑了：“什么贵人？您怕是做梦做糊涂了。”
老孙头也不争辩，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你从哪儿来？”
“保定府，刚回来。”
“路上遇着雨了？”
“可不是，在山神庙里躲了半宿。”
老孙头眼睛一亮：“那就对了。土地爷说的就是你。”
刘德厚哭笑不得：“我算什么贵人？一个穷酸书生罢了。”
老孙头凑近他，压低声音说：“你不知道，咱村这土地庙灵验得很。我年轻时，有一年大旱，全村人求雨，土地爷托梦给村长，说某月某日有雨。果然，那天下午，瓢泼大雨。”
刘德厚没当回事，搀着老孙头往村里走。到了岔路口，老孙头往西，他往东，各自回家。
刘德厚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推开门，院子里站着个人，四十来岁，穿件半旧的蓝布长衫，面皮白净，留着两撇胡子，不像本地人。
那人拱手道：“敢问可是刘德厚刘先生？”
刘德厚还礼：“正是。先生是？”
“在下姓周，单名一个安字，在县里教书。久仰刘先生学问好，特来拜访。”
刘德厚把人让进屋，沏了壶茶。两人坐下说话，从四书五经聊到新学，从天下大势聊到乡间琐事，越聊越投机。周安学问好，见识也广，说话慢条斯理，句句在理。刘德厚心里暗暗佩服。
聊到晌午，刘德厚要留饭，周安推辞道：“改日再来叨扰。今日还有事，先告辞了。”
送走周安，刘德厚心里纳闷：这人从哪儿来的？县里的教书先生，他怎么没听说过？
过了几天，周安又来了。这回带了一坛酒，两只烧鸡。刘德厚过意不去，去村头割了二斤肉，让婶子做了几个菜，两人对坐饮酒。
酒过三巡，周安问：“刘先生可曾想过，往后做些什么？”
刘德厚苦笑：“能做什么？种地吧，身子骨不济；教书吧，村里学堂早有人占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周安点点头：“先生莫急，自有造化。”
那天喝到半夜，周安起身告辞。刘德厚送他到村口，周安指着土地庙说：“这庙该修修了。”
刘德厚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月光底下，土地庙的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土坯，显得格外寒酸。他想起那晚在山神庙里说的话，心里一动。
“周先生说得是。”刘德厚说，“等手头宽裕了，头一件事就是修庙。”
周安笑了笑，没再说话，拱拱手走了。
又过了一阵子，刘德厚去镇上赶集，碰见县里来的邮差。邮差递给他一封信，说是保定府来的。刘德厚拆开一看，傻了眼——是保定师范学校的聘书，请他去当国文教员。
刘德厚拿着信，手都哆嗦。保定师范，那是直隶数得着的学堂，多少留学生都争着去。他一个乡下秀才，凭什么？
他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落款处盖着鲜红的关防，确实不假。
第二天，刘德厚收拾行李，准备去保定府。临走前去土地庙上了炷香，磕了三个头。香火袅袅升起，他仿佛看见土地爷的神像冲他笑了笑。
到了保定府，刘德厚才知道，推荐他的人是周安。周安不是县里的教书先生，是保定府督军署的幕僚，据说跟督军是拜把子兄弟。刘德厚想去道谢，周安却托人带话：“不必来见，日后自有相见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