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关东有个小镇叫靠山屯，屯子不大，百十户人家，都靠着长白山余脉讨生活。屯子东头有个杂货铺，掌柜的姓周，叫周老蔫。这名儿不是白叫的，此人五十来岁，瘦得跟麻秆似的，成天耷拉着眼皮，见人三分笑，可那笑里头总藏着几分算计。
周老蔫这铺子开了二十多年，靠山屯的人都知道，他那柜台底下压着三本账——明的、暗的、烂心烂肺的。明的记的是明面上的买卖，暗的记的是驴打滚的利钱，至于那烂心烂肺的，专记谁家揭不开锅时借的救命粮，到了日子还不上，利滚利，三年能让人卖儿卖女。
这年入冬头场雪那天，铺子里来了个老头。这老头穿一身灰布棉袍，戴着个狗皮帽子，帽檐压得低，看不清脸。他进门也不说话，就站柜台前头，盯着货架子上的咸菜坛子看。
周老蔫正扒拉算盘珠子，抬头瞅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这老头身上有股子说不出的味儿，不是汗味儿，也不是土腥味儿，倒像是深山里老林子那种潮乎乎的苔藓味儿。
“老哥，要点啥？”周老蔫堆起笑。
老头慢慢转过头来，周老蔫这才看清他的脸——惨白惨白的，跟纸糊的似的，眼睛却黑得发亮，像是两口深井。
“周掌柜，”老头开口了，声音干巴巴的，像风吹枯树叶，“三十年前的账，该算算了。”
周老蔫一愣：“啥账？咱俩头回见吧？”
老头也不答话，从袖子里掏出个蓝布包袱，搁柜台上，一层层打开。里头是几沓子发黄的账本，还有一把算盘。那算盘珠子乌黑油亮，每一颗上都刻着个小小的“周”字。
周老蔫一看那算盘，脸刷地白了——这是他爹传下来的老物件，民国六年他爹死的时候，明明搁棺材里陪葬了！
“你……你是……”
“我是谁不打紧，”老头摆摆手，“周掌柜，你爹民国六年十月十七咽的气，咽气前跟你说过啥，你还记得不？”
周老蔫腿肚子转筋，扶着柜台才站稳。他记得，他咋能不记得？那年他二十三，他爹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说：“儿啊，咱家这买卖，欠着阴间的账呢。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每十年得往长白山里头送一趟银子，送到老林子最深处的狐仙堂。你爷爷那辈儿送了，你爹我这辈儿也送了，到你手里，可不敢断了。要是断了，狐仙老爷来收账，咱家担不起啊！”
周老蔫当时嘴上应着，心里头却琢磨：啥狐仙不狐仙的，那银子送进老林子，还不便宜了野牲口？自打他爹一闭眼，他就再没提过这茬。三十年过去了，他早把这档子事忘到九霄云外。
“想起来了吧？”老头咧嘴笑了，那嘴咧得有点大，都快到耳朵根了，“我是长白山狐仙堂的账房，你们周家欠了三百年的香火银子，利滚利，本生息，息变本，到今儿个，一共是三千六百块现大洋。”
周老蔫一听这个数，反倒镇定下来。他这人有个毛病——一见着钱，胆子就壮。三千六百块现大洋？他这铺子加上后头两进院子，满打满算也就值个千把块。这不明摆着讹人吗？
“老哥，”周老蔫把脸一沉，“您要是缺盘缠，我周某人赞助个三块五块的，好说。可您要是来讹人的，咱靠山屯可不是没王法的地方。”
老头也不恼，慢腾腾地把包袱系好，往怀里一揣：“周掌柜，话我带到了。今儿个是腊月初三，正月十五之前，您把这笔账清了，咱啥事没有。要是过了正月十五……嘿嘿。”
他嘿嘿这两声，周老蔫只觉得后脊梁骨冒凉气。再一抬头，老头没了。铺子门关得好好的，雪地上连个脚印都没有。
周老蔫这一宿没睡着觉。第二天一早，他骑马去了县城，找了三个算命的、两个跳大神的、一个出家还俗的老道士，把这事一说。结果那老道士听完，脸色比那灰袍老头还白，当场收拾包袱就要走人。周老蔫拽住他，老道士说了一句话：“周掌柜，您家这账，阳间没人管得了。您自求多福吧。”
周老蔫心里头开始打鼓了。他回到家，翻箱倒柜找出他爹留下的一个铁匣子，撬开锁，里头是一张黄裱纸，纸上用朱砂画着一张图——长白山老林子里的路，尽头画着一座庙，庙门上写着三个字：狐仙堂。
腊月二十，周老蔫收拾了行李，揣了二百块现大洋，进了长白山。他琢磨着，先探探路，要是真有这狐仙堂，就讲讲价，二百块不够再添点；要是没有，那就是那老头装神弄鬼，他回来该咋咋。
老林子里的雪没过膝盖，周老蔫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三天。说来也怪，他每到一个岔路口，就不知道往哪边走的时候，总能看见雪地上有几串脚印，不大不小，跟人的脚印似的，可仔细一瞅，那脚印前头有五个深深的爪印——是狐狸的脚印。他就跟着这脚印走，一直走到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
天擦黑的时候，他看见前头有灯光。
走近了，是一座庙。不大，三间瓦房，围着一圈土墙。庙门上挂着一块匾，写着“狐仙堂”三个字，那字跟黄裱纸上的一模一样。
周老蔫推开门，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一棵老槐树底下摆着张石桌，四个石凳。正屋门开着，里头点着油灯，有人说话。
他凑过去一看，屋里头坐着四个人，正在推牌九。主位上是那天去铺子的灰袍老头，左右两边是两个穿青衣的年轻人，长得一模一样，像是双胞胎。背对着门坐着一个，看不清脸，只看见一头白发。
“来了？”灰袍老头头也不抬，“坐吧，这把打完咱再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