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北邮联合智慧法学实验班的一堂特殊课程上，和蔼教授以“生成式AI创作小说引发的版权纠纷”为切入点，带领叶寒、秦易、许黑等学生，探索数字时代法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生成式AI生成物的版权归属与侵权认定。课堂不仅聚焦法律条文的适用困境，更融入心理学对“创作主体性”的认知解构、易经“变易与不易”的辩证思维，以及哲学关于“技术异化与人性坚守”的深层追问。当教育陷入“标准化培养”的困境，当AI技术冲击传统法律体系，这堂课成为一场跨越学科边界的思想碰撞：我们如何在技术迭代的“变”中，守住法律正义、人性尊严的“不变”？如何让法学教育摆脱“标准件”生产模式，培养出既能回应技术挑战，又兼具人文温度的法治人才？
正文: “同学们，先看这个案例。”和蔼教授将一份判决书投影在屏幕上，声音温润却带着穿透力，“某网文平台作者秦某，使用生成式AI工具创作了小说《星尘法典》，连载后被另一平台转载。秦某起诉维权，被告却辩称：AI生成内容无人类创作核心，不应受版权保护，且AI训练数据包含海量公版作品，谈不上侵权。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求，二审改判部分支持。问题来了——”教授目光扫过端坐的学生，“这起案件背后，藏着当前法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也是你们未来要面对的实践难题：生成式AI生成物，到底算不算‘作品’？版权该归谁？侵权认定的边界在哪里？”
课堂瞬间活跃起来。坐在前排的秦易率先举手，他是北邮联合智慧法学实验班的理工学霸，带着技术人的严谨：“教授，从技术逻辑看，AI生成内容是算法对训练数据的重组与推演，本质是概率模型的输出，没有人类创作必需的‘思想情感注入’。根据《着作权法》，作品需具备‘独创性’与‘可复制性’，AI生成物缺乏主观创作意图，不应被授予版权。”
“秦易的观点代表了主流技术派的立场，但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教授转向右侧的叶寒，“叶寒同学来自法学人才培养改革实验班，擅长从法理基础切入，你怎么看？”
叶寒推了推眼镜，语气沉稳：“教授，《着作权法》的核心是激励创作、保护创新，而非单纯定义‘人类创作’。秦某使用AI工具时，进行了关键词设定、情节框架搭建、风格调校等一系列创造性劳动，AI更像是高级‘笔’，而非独立创作者。如果否定这类生成物的版权，会打击人类利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反而违背着作权法的立法宗旨。这正是当前‘数字与AI法治’研究的核心争议点——技术工具的进化，是否需要法律对‘创作主体’的定义做出适应性调整？”
“说得好。”教授赞许点头，“这就涉及到易经的‘变易’智慧。《易经·系辞传》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法律体系如同天道运行，既要坚守‘正义、公平’的‘不易’之理，又要应对技术迭代的‘变易’之境。AI技术的出现，正是法律的‘穷’境，必须‘变’才能‘通’。但这种‘变’，不是颠覆本质，而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拓展适用边界。”
坐在角落的许黑突然开口，他性格内敛，却总能抛出尖锐问题：“教授，那如果AI完全自主生成内容呢？比如我让AI‘自由创作一部关于涉外法治的小说’，全程不干预，生成的作品版权归谁？归AI开发者？使用者？还是公有领域？”
教授微微一笑：“许黑的问题，触及了版权归属的核心——‘利益分配与责任承担’的对应性。心理学中有个‘归因理论’，人们会根据行为的‘控制源’分配权利与责任。人类创作时，既控制创作过程，也承担创作后果，因此享有版权。而AI生成内容的控制源是多元的：开发者设计算法，使用者输入指令，训练数据提供者贡献素材。若将版权归某一方，必然导致利益失衡。”
他顿了顿，继续道：“这让我想到易经‘同人卦’的智慧：‘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版权制度的本质，是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实现‘和而不同’。当前法学研究中，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使用者权利说’，认为使用者的指令输入与创造性选择是核心，应归使用者；二是‘开发者权利说’，强调算法与训练数据是AI生成的基础，开发者应享有邻接权；三是‘公有领域说’，主张AI生成物无特定创作主体，归入公有领域。你们觉得哪种更符合‘同人’之理？”
“我反对公有领域说！”纪检监察实验班的蒋尘站起身，他自带体制内的严谨气场，“如果AI生成物归入公有，会导致大量低质内容泛滥，冲击原创生态。而且一旦发生侵权，责任主体缺位——AI不会承担法律责任，最终还是要人类兜底。这不符合‘权责一致’的法理原则，也违背心理学中的‘责任分散效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周游是涉外法治实验班的学生，擅长国际视野下的比较分析：“教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草案倾向于‘使用者权利说’，但要求使用者披露AI创作身份；美国则更关注‘侵权认定’，认为若AI训练数据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且生成内容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即构成侵权。但问题在于，跨境AI应用时，不同国家的法律冲突如何协调？这也是‘涉外法治’与‘数据跨境流动’研究的交叉点。”
教授点头：“周游提到了关键——当前法学热门研究的核心特征是‘跨学科融合’与‘问题导向’。数字与AI法治不是孤立的法律问题，它关联数据法学、知识产权法、国际私法等多个部门法，还需要技术逻辑、心理学认知、哲学伦理的支撑。比如，我们讨论AI是否有‘创作主体性’，本质上是哲学关于‘人是什么’的追问——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备主观能动性、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这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
他话锋一转，触及教育的深层困境：“可惜，当前很多教育模式，正在扼杀这种‘人之为人’的核心特质。我们就像身处一艘撞上AI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船在下沉，所有人还在拼命挤向‘分数’‘排名’的甲板，相互踩踏。法学教育也不例外，有些课堂只讲法条记忆，不讲法理思辨；只练案例分析，不培养人文关怀。结果呢？培养出的是能熟练套用法律条文的‘标准件’，却无法应对AI时代的复杂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不懂技术逻辑，不懂人心幽微，不懂天道循环。”
叶寒深有感触：“教授，我之前参加模拟法庭，遇到一起AI换脸视频侵权案。对方律师只纠结‘是否构成肖像权侵权’，却忽略了AI换脸对当事人心理造成的创伤，以及背后的数据安全风险。这让我意识到，法学教育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就像我们北外联合涉外法治实验班的培养模式，既学法律，又练外语，还要懂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没错。”教授走到黑板前，写下易经的“三易”：变易、不易、简易。“这‘三易’，正是我们破解AI法律难题、革新法学教育的钥匙。第一，‘变易’——承认技术迭代的必然性，法律规则、教育模式必须随之调整。比如北邮联合智慧法学实验班的‘法律+AI’培养，就是‘变易’的体现，让你们既懂代码，又懂法条，才能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第二，‘不易’——无论技术如何变，法律的正义本质、教育的育人初心不能变。版权制度的核心是保护创新、尊重劳动，法学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明法理、懂人心、守天道’的法治人才，这是‘不易’之理。第三，‘简易’——化繁为简，抓住核心矛盾。AI法律问题看似复杂，本质还是‘权利与责任’的分配，是‘技术与人’的关系平衡，回归这个核心，就能找到解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