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先不说他。我……我今天去处理了点事情，关于家里，关于你。”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眼神里的那点光闪烁了一下，定定地看着我：“什么事？是不是你爸的公司出问题了？还是他又……”
“都不是。”我打断她，深吸一口气，决定从相对能接受的部分开始，“妈，你记不记得，我们家现在住的那套别墅，还有爸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当初是怎么约定的？”
我妈愣了一下，眼神有些茫然，陷入回忆：“别墅……是你外婆去世前，把老房子卖了，加上我们当时所有的积蓄付的首付，贷款是我和你爸一起还的。他的名字，是因为……他说他主外，贷款方便。股权，好像是他创业时，我帮他跑过很多关系，也拿出了一笔钱，他说算我一部分，但具体多少，没细说……清清，你问这个干什么？”
很好。我心里有了底。根据我最近查的资料和咨询律师的结果，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尤其是股权，只要有证据证明我妈当年确实出资、出力，即便登记在我爸一人名下，她也享有份额。
“妈，我需要你告诉我所有你能记得的细节。关于家里的每一笔大额财产，房产、存款、股票、投资，甚至他送给你、但后来又被他要走或者‘代为保管’的首饰、字画。时间，金额，缘由，越详细越好。”我的语气严肃起来。
我妈的脸上浮现出不安和更深重的疲惫：“清清，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你爸他……他在外面欠债了？有人要债要到你这儿了？” 在她有限的认知里，丈夫的“异常”，最严重的莫过于经济问题。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关切，有忧虑，唯独没有对最坏情况的想象。或许不是想不到，而是不敢想，不愿想。
“比欠债更严重，妈。”我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他可能……在转移财产，并且，在做一些会彻底毁了这个家、伤害你的事。”
我妈的手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监护仪上的数字开始波动。“他……他要干什么？清清，你别吓妈妈……”
“妈，你冷静。听我说。”我用力握住她的手，传递一点微不足道的支撑，“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害怕，而是做好准备，保护你应得的东西。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一辈子，病成这样，不能到最后人财两空，连治病的钱和尊严都没有。”
我把话说得很重。我必须打破她那种“只要忍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幻想。癌症没有打破她的幻想，那么，就用更残酷的现实来打破。
“他……他真的敢？”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流过她深陷的脸颊。“我跟他三十年……三十年啊清清！我陪他住过地下室，给他父母养老送终，帮他打理公司关系……我病了他就……”
她哽咽得说不下去，那种被全世界背叛的绝望，终于冲垮了她长久以来勉强维持的平静。
我没有安慰她“别哭”，因为此刻的眼泪是必要的。我只是一遍遍擦去她的眼泪，低声而坚定地说：“妈，你还有我。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但我们需要证据，需要法律。把你记得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相信我。”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我妈在断断续续的哭泣和回忆中，艰难地拼凑着过去三十年的财产线索。哪年买了房，大概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我爸什么时候开始把工资卡换掉，什么时候以“投资”、“周转”为名从家里拿走过大笔现金；他送给林婉儿的那辆车，当初是以什么名义从公司账上走的；甚至，她模糊地记得，几年前我爸好像以她的名义签过什么文件，但她当时没仔细看……
信息零碎而模糊，但对于我来说，每一条都是宝贵的线索。我飞快地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着，心里那个反击的计划，正在一点点变得清晰、具体。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妈也因为情绪激动和体力透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角还挂着泪痕。
我给她掖好被角，轻轻走出病房，关上门。
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我才感觉到一阵剧烈的虚脱感从脚底升起，混合着愤怒、悲伤和一种孤注一掷的疲惫。刚才在婚礼上的强势和冷静，仿佛耗光了我所有的能量。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走到消防通道的楼梯间，接起。
“喂，是沈清女士吗？”一个干练的女声传来，“我是《都市法制晚报》的记者，我们收到了关于今天下午君悦酒店婚礼现场的爆料，想向您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抱歉，事件已进入法律程序，目前我不便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一切以司法机关的通报为准。”我公式化地回复，准备挂断。
“沈女士，请稍等！”记者急忙说，“我们了解到一些其他情况。有知情人透露，林婉儿小姐声称自己并不完全知情，是受沈国栋先生欺骗，并且她现在已经怀孕，情绪非常不稳定。另外，沈国栋先生方面似乎正在紧急联系律师，试图从‘感情破裂已久、婚姻名存实亡’以及‘已尽到对患病配偶扶养义务’等角度进行辩护。您对此有何回应？”
我的心猛地一沉。
动作真快。已经开始舆论造势和准备法律反击了？把自己伪装成被骗的“第三者”，把我爸的背叛美化成“感情破裂的无奈”，甚至可能倒打一耙，指责我们母女“不顾他追求幸福的权利”？
还有“已尽扶养义务”？他尽到了什么义务？是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的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来医院探望的次数屈指可数？
愤怒重新点燃了力量。
“记者同志，”我的声音冷了下来，“法律对于‘重婚罪’的认定，核心在于是否有配偶而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今天有上百名宾客可以作证，婚礼就是最直接的证据。至于是否‘知情’，是否‘感情破裂’，并不影响重婚事实的成立，只可能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关于财产和扶养问题，我们已保存所有证据，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我唯一的回应是：我和我的母亲，将坚决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谢谢。”
我不再给对方追问的机会，挂断了电话。
楼梯间昏暗寂静。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波风浪。我父亲经营多年，人脉和资源不容小觑。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电话、更多的试探、更多的压力和更卑劣的手段。
我打开手机，看着屏保上那张很多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公园里的合照。那时候我妈还很健康，笑容温暖；我爸搂着她的肩膀，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丈夫；我站在中间，手里举着风车，无忧无虑。
照片边缘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闭上眼，再睁开时，里面只剩下冰冷的决绝。
我翻出通讯录，找到了另一个号码，拨通。铃声只响了两下就被接起。
“喂，阿雅。”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同样疲惫但充满关切的声音，是我的闺蜜，也是我在这个城市最信任的人，唐雅，一名非诉律师。
“唐唐，”我说，声音里透出连自己都没察觉的依赖和沙哑，“我可能需要你帮我介绍一个最好的、打婚姻家庭和刑事交叉案件厉害的律师。还有，关于公司股权审计和财产追踪的专家。”
唐雅在那边沉默了两秒，随即干脆利落地说：“地址发我，我马上过来。另外，清清，从现在开始，你和你妈所有的通话，最好都留个心眼，必要时录音。你爸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我知道。”我扯了扯嘴角，却感觉不到一丝笑意，“我已经，在战场中央了。”
挂掉唐雅的电话，我又点开了手机里一个隐藏的加密相册。里面是过去几个月，我陆陆续续拍下的一些照片：我爸车里的女性香水瓶、购物小票；他手机偶尔放在家里时，我快速拍下的可疑聊天记录片段（虽然不完整）；林婉儿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定位在我家别墅附近高档小区的照片，以及那些含糊其辞却充满暗示的文案……
以前拍下这些，是出于一种隐隐的不安和直觉，像在收集碎片，却不知道要拼出怎样一幅狰狞的图画。现在，它们都成了有用的线索。
我还需要更多。更直接、更有力的证据。
我想起了我妈刚才提到的“签过的文件”。家里的书房，我爸的书房……那里会不会有什么？
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成型。危险，但或许值得一试。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来我妈虚弱的呼唤声：“清清……”
我立刻收起所有外露的情绪，调整了一下表情，快步走回病房。
“妈，我在这儿。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妈摇摇头，只是看着我，眼神复杂，有痛，有茫然，还有一丝微弱的光。“清清，”她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妈想明白了。妈不能……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妈帮不上你别的，但妈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妈都支持你。咱们娘俩……不能让人欺负死。”
我鼻尖猛地一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握住她的手，用力点头。
这一刻，我知道，我不再是孤身一人面对这场战争。
虽然战友伤痕累累，但我们有了共同的阵地。
然而，就在我和母亲刚刚达成共识，病房里弥漫着一种悲壮而坚定的气氛时，我的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我爸打来的。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曾经最熟悉、此刻却无比刺眼的“爸爸”二字，没有立刻接起。
铃声固执地响着，一遍又一遍，打破了病房里短暂的宁静，也像是在预示着，更猛烈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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