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律师的策略
医院走廊的灯光在清晨显得格外惨白。我几乎一夜未眠，坐在母亲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点滴瓶里的液体一滴滴落下，像是生命流逝的倒计时。手机屏幕偶尔亮起，是唐雅和陈律那边传来的一些零碎进展。
母亲倒是后半夜睡得沉了些，或许是因为终于把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说了出来，又或许是因为知道我站在她这边，有了些许底气。只是眉头依旧紧锁，睡梦中偶尔会无意识地呻吟。
早上七点，护工阿姨轻手轻脚地进来接班。我给母亲掖了掖被角，低声说：“妈，我去趟律所，和唐唐还有律师碰个头。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让阿姨随时打我电话。”
母亲睁开眼，眼神有些涣散，过了几秒才聚焦到我脸上。她缓缓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像羽毛：“小心点……别跟他们硬碰硬。”
“我知道。”我握了握她枯瘦的手，拿起包，走出病房。
清晨的城市刚刚苏醒，早高峰的车流已经开始拥堵。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步履匆匆的人群，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各自生活的疲惫或麻木。谁又能想到，这看似平静的日常之下，藏着多少像我家庭一样千疮百孔的暗流？
唐雅所在的律所在市中心一栋高级写字楼的顶层。电梯平稳上升，镜面映出我有些苍白的脸和眼底淡淡的青黑。我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战斗已经开始，我不能先露出疲态。
“沈小姐，这边请。”前台秘书礼貌地将我引到一间小型会议室。唐雅已经到了，正和一个穿着深蓝色细条纹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低声交谈。男人看起来五十岁左右，身材保持得很好，头发一丝不苟，眼神锐利而沉静，周身散发着一种久经沙场的专业气息。
“清清，来了。”唐雅起身招呼，“这位就是陈峻，陈律师。”
“陈律师，您好，麻烦您了。”我上前握手。他的手干燥有力。
“沈小姐，请坐。”陈律师示意我坐下，开门见山，“唐律师已经把基本情况和我昨晚收到的音频、图片证据都同步给我了。情况我大致了解了，我们直接谈策略。”
他打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调出几张图表。
“首先，定性。你父亲沈国栋先生的行为，目前看至少涉及以下几个层面的法律问题：第一，刑事层面，重婚罪。这是核心突破口。第二，民事层面，婚姻过错导致的离婚损害赔偿。第三，财产层面，恶意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第四，可能涉及的，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这涉及其他股东，但可以作为施压点）。”
他的语速平稳清晰，每个字都敲在点上。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他看向我，“是让他坐牢？是拿到更多财产补偿？还是为母亲争取最大限度的医疗和生活保障？或者，三者都要？”
我几乎没有犹豫：“三者都要。坐牢，是他应受的惩罚。财产，是我母亲应得的补偿和未来生活的依靠。医疗保障，是底线。”
陈律师点点头，似乎对我的明确并不意外。“好。那么策略上，我们要多线并行，相互借力。”
他切换了PPT页面。
“第一，刑事线。重婚罪是自诉案件，我们需要整理证据，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你昨天在婚礼现场的举动，以及后续报警，已经取得了先机。警方初步介入，会形成一定的威慑和调查压力。我们手上的新证据——特别是那段录音——非常关键。它直接证明了沈国栋在明知婚姻存续期间，公开以夫妻名义与林婉儿共同生活，并且有计划地通过婚礼、意定监护、遗嘱等方式固化这种关系，主观恶意明显。这比一般的事实重婚情节更严重。”
“但是，”他话锋一转，“也要预见到对方的辩护策略。他们大概率会打这几张牌：1. 感情破裂牌。声称与你母亲早已分居，婚姻名存实亡。2. 不知情节。林婉儿可能会声称自己不知沈国栋未离婚或受欺骗。3. 胎儿权益牌。强调林婉儿怀孕，追究刑责可能影响胎儿和孕妇。4. 社会危害性小。主张这属于家庭纠纷，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我们怎么应对？”我问。
“针对1，提供相反证据。你母亲重病在床，需要丈夫扶养，何来感情破裂长期分居？医疗记录、护工证言、甚至邻居证言都可以。针对2，录音里林婉儿多次提到‘你老婆’、‘原配’，她对婚姻状况是知情的。而且婚礼盛大公开，她难以用‘不知情’辩解。针对3，胎儿权益不能成为刑事犯罪的挡箭牌，但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酌情考虑，这我们无法完全控制，但可以强调沈国栋才是利用胎儿作为工具的人。针对4，强调其公然挑战法律和公序良俗，社会影响恶劣，你作为受害者家属坚决要求惩处。”
我边听边记，思路逐渐清晰。
“第二，民事和财产线。”陈律师继续，“这是更复杂、更持久的战场。我们的目标是：第一，在离婚诉讼中，基于对方重大过错（重婚），主张你母亲多分财产，并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第二，追索被非法转移、隐匿的财产，特别是涉及‘婉约投资’的部分。第三，确保你母亲的医疗费用和后续生活费用。”
“难点在于，”他推了推眼镜，“如何证明财产转移的‘恶意’，以及如何确定转移财产的具体价值和追索路径。股权转让、资金往来，如果对方做得表面合规，有合同、有对价（哪怕对价不合理），追索起来会非常耗时耗力。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资金来源于你们家庭的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证明沈国栋与林婉儿家族存在恶意串通。”
我想起了昨晚的录音里，沈国栋叮嘱林婉儿父亲“把账目做好”、“管好嘴”的那些话。“录音里提到了一些，但不够具体。”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流水审计、公司账目审计（可能需要其他股东配合或申请法院调查令）、‘婉约投资’的背景和资金溯源调查等。”陈律师看向唐雅，“唐律师已经安排了一些初步调查，但这需要时间和资源，也可能遇到阻力。”
唐雅接口道：“我找的人已经开始查林婉儿一家的社会关系和财务状况了。银行流水和公司账目方面，如果对方不配合，可能需要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或者等正式立案后申请法院调查。”
“第三，舆论和心理战。”陈律师合上电脑，目光深沉地看着我，“沈小姐，你昨天当众举报，事件已经发酵。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对方已经在尝试引导，把自己塑造成‘真爱受阻’的悲情角色。我们也要善用舆论，但必须更高级、更有说服力。”
“您指的高级是？”
“不是卖惨，也不是对骂。”陈律师说，“是呈现事实，突出核心矛盾：一个为家庭付出三十年、身患绝症的妻子，在生命最后时刻遭遇丈夫公然背叛和财产掠夺。法律、道德、人情，都在你们这边。我们需要有策略地释放信息——比如，你母亲病重的真实情况（经她同意），你们多年家庭的付出，对方筹划婚礼和新生活的细节对比，以及他们试图转移财产的证据（部分）。目标不是搞臭谁，而是塑造一个清晰的‘受害者’和‘侵权者’形象，争取大众最广泛的同情和理解，从而形成对司法程序的侧面压力，也让对方在舆论上不敢过于放肆。”
我明白了。这不仅仅是法律战，更是人心战。
“沈小姐，你需要有心理准备。”陈律师的语气变得格外严肃，“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煎熬，并且充满变数。对方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反击，会用各种方式给你和你母亲施加压力，包括但不限于亲情绑架、舆论抹黑、经济断供，甚至更下作的手段。你的情绪、你的决心，都可能受到反复考验。尤其是，”他停顿了一下，“当你父亲可能通过中间人，甚至亲自来找你‘谈和’的时候。”
我沉默了几秒，抬起头：“陈律师，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在我妈病床前，在我决定走进婚礼现场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了。无论他来软的还是硬的，我的答案都不会变。该负的责任，他必须负。该还的东西，他必须还。”
陈律师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但很快又被专业神色覆盖。“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分几步走：第一，唐律师协助你，正式整理刑事自诉状和证据清单，本周内递交法院。第二，同步准备提起离婚诉讼和财产保全申请。第三，舆论方面，我会让所里的公关顾问拟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布方案，需要你和母亲确认。第四，继续深化财产调查。第五，也是最重要的，确保你和你母亲的人身安全和生活保障。医药费如果被断掉，立刻告诉我，我们有应对方案。”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离开律所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阳光有些刺眼，我却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就像在迷雾重重的沼泽里，终于看到了一条虽然泥泞但方向清晰的路径。
手机震动起来，是一个本地固定号码，有些眼熟。
我接起：“喂，您好。”
“是沈清女士吗？”一个略显油滑的男声传来，“我是《都市快闻》的记者，我们想就您父亲沈国栋先生的事情，对您做个专访，您看……”
“抱歉，事件已进入法律程序，我不接受任何采访。”我直接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