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们在打官司，告沈国栋，要拿回咱们应得的东西，给您治病，讨公道。您同意吗？如果同意，您就眨一下眼睛，或者动一下手指，好吗？”
我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力求清晰。说完，我屏住呼吸，紧紧盯着母亲的眼睛和手指。
时间仿佛凝固了。
一秒，两秒，三秒……
就在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的时候，我看见，母亲那干涩的眼皮，极其费力地，却异常清晰地，眨动了一下。
同时，她被我握着的手指，也再次微弱地，但坚定地，勾了一下。
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用力点头，哽咽着说：“妈，我知道了！您好好休息，别担心，有我！”
护士长示意我时间到了。我最后用力握了握母亲的手，转身离开了ICU。一走出那扇门，我就瘫靠在墙上，任由泪水奔涌。
这短暂而艰难的交流，不仅是为了获得证据，更是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母亲还在坚持，她的意志依然清晰，她在用最后的力量支持我，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
陈律师拿到这段只有不到一分钟、但意义重大的录音（经过护士长同意并证明环境）后，迅速整理成新的证据材料，连同赵主任的详细医学说明，提交给了法院。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法院很快驳回了沈国栋方关于中止审理和变更当事人的申请，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表明周蕙女士在诉讼中意思表示真实有效，诉讼可继续进行。
法律程序上的又一次危机，暂时化解了。
但沈国栋显然不会善罢甘休。老赵后来偷偷告诉我，沈国栋得知法院驳回申请后，在郊区那个老房子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砸了不少东西。然后，他接连几天都在秘密会见不同的人，行踪诡秘。老赵说，他感觉沈国栋像是在筹划着什么大事，很危险。
唐雅也提醒我，她注意到最近好像有人在医院附近晃悠，有时是陌生的面孔，有时是看似普通的车辆，但停留的时间和观察的方向有些可疑。她让我和小姨进出医院一定要结伴，注意观察四周。
山雨欲来风满楼。
母亲在ICU的第五天，病情出现了短暂的、微弱的好转迹象。血氧浓度有所提升，对某些药物的反应也稍好了一些。赵主任谨慎地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基础太差，随时可能反复。他建议，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尝试一种国外较新、但价格极其昂贵的靶向药联合疗法，据说对部分类似情况的晚期患者有一定效果，但不在医保范围，一个疗程的费用就可能高达六位数，而且效果不保证。
钱，又是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母亲生的希望面前。
我翻遍了自己所有的账户，计算着还能撑多久。小姨和唐雅能借的也已经到了极限。起诉沈国栋要求支付医疗费的先予执行申请已经提交，但法院需要时间审查裁定。
难道真的要向沈国栋低头？或者，去碰那个神秘人提供的、充满风险的“证据”交易？
不，绝不。
深夜，我独自一人坐在ICU外的长椅上，身心俱疲。唐雅和小姨被我劝回去休息了。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惨白的灯光和仪器隐约的嗡鸣。
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那个神秘人最后一次联系唐雅时使用的加密邮箱地址。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心中滋生、盘旋——如果……如果那个关于沈国栋商业贿赂的证据是真的，并且足够致命，我是否可以用它作为筹码，逼迫沈国栋立刻拿出钱来救母亲？或者，用它来换取一笔足以支付医药费的“封口费”？
这个念头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罪恶和危险。我知道这很可能触碰法律红线，也可能落入对方更深的圈套。
但看着ICU里母亲微弱的生命之火，我内心天平的那一端，正在不断加重。
就在我内心激烈挣扎，手指无意识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时，一条新的短信突然蹦了出来，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
“想知道你父亲和‘董主任’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吗？‘老农机厂’的地皮区第七排，最左边那个无碑的旧坟前，放着一份你能用得上的‘礼物’。过期不候。别带任何人，除非你想它立刻消失。”
南山公墓？无碑旧坟？礼物？
我盯着这条没头没尾、充满诡异气息的短信，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发信人是谁？是敌是友？“礼物”是什么？是另一个陷阱，还是……真的转机？
它和我母亲的治疗费，和沈国栋的秘密，又有什么关系？
窗外的夜色，浓稠如墨。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一个看不见的悬崖边缘，前方迷雾重重，脚下是万丈深渊，而身后，母亲生命的烛火正在风中剧烈摇曳。
我该往前，还是后退？
或者说，我还有退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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