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绝境下的微光与雷霆
沈国栋那通以母亲生命为筹码的“交易”电话，像一瓢滚油，浇在我本就焦灼的心火上。愤怒过后，是更深切的冰冷和一种近乎破釜沉舟的决绝。他低估了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女儿，为了保护母亲所能爆发出的全部力量和狠劲。
钱，依然是横亘在眼前最现实、最残酷的大山。赵主任给出的“后天”期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二十万，只是一个开始。
小姨把老家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凑了五万块钱，红着眼圈塞给我：“清清，先拿着，不够……小姨再想办法。”唐雅也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打算抵押她那套小公寓。陈律师表示可以暂缓收取部分律师费，并再次加紧推动医疗费先予执行的申请。
但这些，距离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
我把自己关在医院的楼梯间里，看着手里那张写着“97.3. 备用”账户的泛黄纸条，和那个冰冷的U盘。陈律师的警告在耳边回响：来源不明，合法性存疑，双刃剑，危险……
但，我还有更好的选择吗？等待法院漫长的先予执行裁定？向沈国栋屈膝投降？还是眼睁睁看着母亲因为缺钱而失去最后的治疗机会？
不。
我拿起手机，翻出沈国栋的号码。这一次，我没有拨打，而是编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我没有提及任何具体证据，只是用冷静到极致的语气，陈述了几个“事实”：
“沈国栋，1997年3月，老农机厂地块，补偿款，董建国，备用账户，额外分成协议。”
“这些词，你应该不陌生。”
“我现在需要钱，立刻，二十万，打入以下账户（我提供了一个唐雅提供的、与我无关的安全账户）。这是我妈第一个疗程的靶向药费用。”
“这笔钱，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你作为丈夫，在妻子病危时履行法定的扶养义务，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为自己过去某些‘不当所得’支付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利息’。”
“钱到账，你我之间关于‘过去’的某些不愉快记忆，我可以暂时选择性地遗忘。我妈需要安静治疗，我不想节外生枝。”
“如果明天中午十二点前，我没有看到这笔钱。那么，这些词，连同它们背后更详细的故事，可能会出现在它们该去的地方。比如，纪委的举报信箱，或者某些对陈年旧案仍感兴趣的调查记者手里。”
“你很清楚，有些东西，一旦被掀开，就再也盖不住了。到时候，你要面对的，恐怕就不只是重婚和离婚分财产那么简单了。”
“选择权在你。是拿出二十万买个暂时的清静（对你来说微不足道），还是赌一把，看看那些埋了二十多年的东西，还能不能经得起晒？”
点击，发送。
我把手机紧紧握在手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的声音。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敲诈，基于我手中并不完全合法、但却可能极具威慑力的“武器”。我在赌，赌沈国栋对“过去”的恐惧，赌他不敢冒身败名裂、甚至面临刑事追诉的风险，赌他认为二十万换我暂时“闭嘴”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我也在赌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不就范，甚至反手报警告我敲诈，我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楼梯间里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和远处隐约的医疗广播。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没有任何回复。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难道他不在乎？还是他觉得我在虚张声势？或者，他也在权衡，在查证？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希望，开始思考其他更绝望的筹钱方式时，手机屏幕突然亮了。
是沈国栋的回复，只有短短几个字：
“账户发过来。仅此一次。管好你的嘴。”
紧接着，不到五分钟，唐雅打来电话，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清清！账户……你给我的那个账户，刚刚收到一笔二十万的转账！汇款方备注是‘医药费’！是你爸？”
悬在心口的那块巨石，轰然落地。我腿一软，顺着墙壁滑坐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浃背。
赌赢了。第一局，险胜。
“是他。钱收到了就好。唐唐，立刻把这笔钱转到医院账户，专款用于我妈的靶向药治疗。手续和申请，拜托你帮我尽快跟赵主任对接。”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好！我马上去办！”唐雅的声音也带着哽咽，“清清，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暂时别问。”我打断她，“记住，这笔钱是他‘自愿支付’的医疗费，与其他任何事情无关。明白吗？”
“……明白。”唐雅沉默了一下，应道。
有了钱，赵主任那边的绿灯立刻亮起。各种复杂的用药申请、外购药渠道、风险告知书签署……在唐雅和陈律师助理的高效协助下，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当天晚上，第一批昂贵的靶向药物就通过特殊渠道送达医院，在严密监护下，开始为母亲进行输注。
我守在ICU外，隔着玻璃，看着药液一滴滴流入母亲的身体，心中百感交集。这药，是用近乎勒索的方式，从那个伤害她最深的人手里“抢”来的。这让我感到一种扭曲的快意，也夹杂着深深的不安和罪恶感。
但我不后悔。只要母亲能有一线生机，哪怕让我堕入地狱，我也愿意。
药物的效果，需要时间观察。母亲的生命体征暂时没有出现剧烈的负面反应，这已经算是好的开始。赵主任说，至少需要三四天，才能初步判断药物是否起效以及身体能否耐受。
与此同时，法律战场并未停歇。沈国栋支付了二十万，似乎暂时稳住了我，但他那边的动作反而更加频繁和公开。
第二天，好几家原本保持中立的本地媒体，突然开始刊登或转载一些明显偏向沈国栋的“深度报道”。文章不再局限于感情纠纷，而是开始塑造沈国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带动地方就业”的“民营企业家”形象，同时含沙射影地提及“某些家庭成员”在企业发展中“贡献有限”，如今却“利用家庭矛盾试图侵吞企业资产”，“甚至不惜利用网络舆论对企业和创始人进行抹黑打击”，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经营和员工稳定。
更有甚者，一篇署名某“独立财经评论员”的文章，直接质疑我提起刑事自诉的动机，暗示我是为了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取更大利益而进行的“诬告”和“施压手段”，并呼吁司法机关“警惕利用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舆论的风向，在资本的推动下，又开始发生微妙而危险的偏移。沈国栋开始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和“地方经济贡献者”，而我和母亲，则被描绘成“贪婪”、“不顾大局”、“甚至可能危害地方经济”的负面形象。
陈律师立刻组织反击，通过正规法律媒体和官方渠道，发布律师声明，驳斥不实报道，重申案件是基于确凿证据的合法诉讼，并谴责对方操纵舆论、抹黑当事人的行为。同时，他加快了向法院提交对方利用舆论干扰司法公正的证据材料的步伐。
这是一场舆论和法律交织的消耗战，看谁能撑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