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风暴眼
沈国栋那条“一个都别想好过”的短信，像一颗投入死寂深潭的石子，没有立刻激起惊涛骇浪，反而让空气凝固成一种更粘稠、更压抑的恐怖。那不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是风暴眼中心的死寂，你知道最狂暴的力量正在四周旋转集结，随时可能将中心的一切撕碎。
婴儿夭折的消息经过一夜发酵，在第二天清晨以一种更具冲击力的方式炸开。本地一家影响力颇大的都市报头版，刊登了长篇报道《凋零在起点：一个早产儿的七日生命与一场豪门恩怨》，文章极尽详细（甚至有些过度）地描述了婴儿从出生到死亡的艰难过程，穿插着林婉儿以泪洗面的憔悴照片、林国华在医院走廊崩溃捶墙的镜头、以及沈国栋“瞬间苍老十岁”、“一夜白头”的侧面描写。笔触饱含煽情，将婴儿的夭折与“巨大的舆论压力”、“持续的诉讼纠缠”、“来自原配方的步步紧逼”紧密勾连，虽然没有直接指控，但引导意味昭然若揭。
报道最后，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法律人士”的分析，探讨“在家庭纠纷中，一方行为是否可能对另一方家庭成员造成‘间接精神伤害’乃至更严重后果的法律与道德边界”。这几乎是在为可能的“追责”进行舆论铺垫。
几乎同时，网络上开始大规模流传一篇名为《为夭折的婴儿讨一个说法！》的联名请愿书，措辞激烈，直指我和母亲是“间接害死婴儿的凶手”，要求司法机关“正视悲剧成因”、“追究相关人员的道义与法律责任”，并呼吁网友签名支持。请愿书的链接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和本地论坛传播，签名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舆论的绞索，骤然收紧，目标明确：要将婴儿夭折的道德枷锁，牢牢套在我们脖子上，为我们贴上“杀人间接犯”的标签。这一招比之前的任何抹黑都更狠毒，更致命。它利用了人类对幼小生命夭折最本能的同情和愤怒，将一场复杂家庭悲剧的苦果，简单粗暴地归结为我们“不肯罢休”的维权行为。
唐雅和陈律师的电话几乎被打爆。媒体要求回应，合作方询问情况，甚至一些原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网友，也开始私下表达担忧，语气委婉地建议我们“是否考虑暂时退一步，避免刺激对方”。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几乎要将人碾碎。
我把自己关在医院的消防通道里，看着手机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标题和汹涌的恶意，手指冰凉，但心脏却在一种极致的压迫下，反常地剧烈搏动，泵送着滚烫的血液和更滚烫的决绝。
退一步？母亲还在ICU里，用沈国栋“施舍”的钱买来的药维系着微弱生机。退一步，就是向践踏我们尊严、掠夺我们财产、甚至可能间接导致母亲病情恶化的恶行屈服！就是承认我们活该被背叛、被伤害，连讨回公道的权利都没有！
绝不！
我拨通了陈律师的电话，声音因为过度压抑情绪而有些嘶哑：“陈律师，舆论的情况您看到了。对方在把婴儿夭折的责任往我们身上引。”
“看到了。这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一招。”陈律师的声音依旧沉稳，但能听出一丝凝重，“他们在试图进行‘悲情绑架’和‘责任转嫁’，为可能的法律外行动（比如更激烈的骚扰，甚至构陷）制造舆论基础。我们必须强硬反击，不能让他们得逞。”
“怎么反击？发声明澄清我们与婴儿夭折无关？那会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越描越黑。”我说。
“对。我们不能跟着他们的节奏走。”陈律师思路清晰，“我们要跳出来，打我们的牌。我建议，立刻做三件事。”
“您说。”
“第一，以你和你母亲的名义，委托我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沈国栋、林国华等人近期对你和你母亲进行的公然威胁（短信、冲击医院）、散布不实信息、侵犯名誉权及可能存在的寻衅滋事行为，并附上所有证据。要求警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这是将民间纠纷正式引入刑事治安管辖，提升对抗层级，也是向对方表明，我们不怕把事情闹大，并且会动用一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第二，针对那份联名请愿书和恶性报道，我们不再进行任何直接解释或辩驳。而是由我出面，联系几家权威的全国性法治媒体和主流媒体评论部，从法律专业角度，撰写并推送评论文章。核心论点就是：法治社会，罪责自负。任何个人或家庭的悲剧，其法律责任都应由直接责任方承担，绝不能因为一方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将第三方的不幸后果归咎于维权者，这是对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的严重亵渎和干扰。文章要写得硬气，有法理依据，把问题的性质从‘道德纠纷’拔高到‘维护法治原则’的高度。”
“第三，”陈律师顿了顿，“是关于你手里的……那些东西。现在是时候考虑，如何有限度、有策略地使用了。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展示‘肌肉’，让对方知道，如果他们继续毫无底线地攻击，我们也有能力掀开更可怕的盖子，让大家一起完蛋。”
我心头一震。“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向沈国栋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事情，比如‘老农机厂’、‘董建国’。我们不打算现在举报，因为我们目前的诉求集中在婚姻家事领域。但前提是，他必须立刻停止所有针对你们母女的威胁、骚扰和舆论攻击，并回到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如果他继续用下三滥的手段，那我们不保证，这些陈年旧事不会‘意外’泄露出去。”陈律师语气冷静得像在分析案卷，“这是一种威慑。比直接使用更安全，也更有回旋余地。”
我明白了。这是敲山震虎。用模糊但指向明确的警告，让沈国栋知道他还有更致命的把柄握在我们手里，从而迫使他收敛疯狂。
“好，我同意。”我说，“具体怎么操作？”
“我来安排一个‘中间人’，一个沈国栋绝对信任、但又和我们没有直接关联、且足够谨慎的人，去递这个话。”陈律师说，“这个人选，我心中有一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沈国栋早年创业时的法律顾问之一，后来因为理念不合分道扬镳，但沈国栋对他仍有一定敬畏。他出面，分量够，也安全。”
“需要我提供什么？”
“把那个‘董建国’的名字，和‘97.3备用账户’这个关键词，写在一张没有任何标记的纸上，交给我。这就够了。剩下的，交给我和老朋友去谈。”陈律师说，“记住，沈清，这是威慑，不是谈判。我们不在核心诉求上做任何让步。刑事自诉和离婚诉讼，照常推进。我们只是要打掉他那些不入流的手段，为法庭上的正面交锋创造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
“我明白。”我应道。挂断电话，我立刻按照陈律师的要求，将那两个关键词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空白页上，折好，让唐雅过来取走。
行动迅速展开。
当天下午，陈律师的那位“老朋友”——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律师，亲自去了一趟沈国栋藏身的郊区老房子。具体谈了什么，无人知晓。但傍晚时分，唐雅告诉我，医院附近那些鬼鬼祟祟的身影明显减少了，网络上新一轮攻击性水军的势头也似乎有所减弱。沈国栋没有再发来任何威胁短信。
威慑，似乎初见成效。
然而，就在我们刚刚稳住阵脚，准备集中精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庭审时，母亲那边，却出现了新的、更令人心焦的状况。
靶向药治疗进入第五天，母亲的身体对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持续的高烧、剧烈的恶心呕吐、全身出现大片红疹，血象指标也出现异常波动。赵主任面色凝重地告诉我，这是比较严重的药物副作用，说明母亲的身体可能无法耐受这种联合疗法。
“必须立刻停药，并进行对症支持治疗。”赵主任说，“否则副作用可能危及生命。沈清，很遗憾，这个方案……对你母亲可能不适用。”
停药……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那二十万换来的“希望”，像阳光下脆弱的肥皂泡，只维持了短短五天，就“啪”地一声破灭了。母亲又要回到之前那种只能靠基础治疗勉强维持、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的状态吗？
“赵主任……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赵主任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以你母亲目前的脏器功能和全身状况，现有的、理论上可能有效的激进治疗方案，风险都极大，成功率极低。继续目前的基础支持治疗，控制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最现实的选择……就是等待。
等待生命一点点流逝。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医生办公室，走到ICU外的走廊。小姨迎上来，看到我的脸色，什么都明白了，抱住我，无声地流泪。
为什么？为什么给了希望，又要残忍地夺走？为什么命运要对母亲如此不公？
就在我沉浸在巨大的失望和悲痛中时，唐雅拿着手机，脸色异常难看地走了过来。
“清清……”她把手机屏幕递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条最新的本地新闻推送，标题让我血液几乎冻结：
《案中案？举报材料显示，沈国栋早年项目涉嫌利益输送，已退休官员或卷入》
新闻内容很短，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近日有匿名材料投递至本社，反映本地企业家沈国栋在多年前的‘老农机厂’地块开发项目中，可能存在通过特定账户向当时分管领导进行利益输送的问题……本社已将相关线索转交有关部门核查……本报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