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二十八分，九楼第三会议室。
长条形的红木会议桌旁已经坐满了人。左侧是发改委高技术司的处级以上干部，为首的是司长王建业，五十三岁，微胖，戴着黑框眼镜，正低头翻阅材料。他身旁是副司长、各处处长，人人面前摊开笔记本，气氛凝重。
右侧是创新驱动发展中心的团队，为首的是中心主任赵启航，四十一岁，头发有些凌乱，穿着件浅灰色的夹克，看起来更像是大学实验室的教授而非司局级干部。他正和身旁的副主任低声讨论着什么，语速很快。
工信部、科技部的几位司局级干部坐在桌子远端，他们的表情相对平静，但眼神里透着审慎。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鸣声，以及偶尔的纸张翻动声。投影仪已经打开，白色的光束打在幕布上，映出一个空白的PPT模板。
十点三十分整，林峰走进会议室。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这位新来的副主任，今天第一次主持如此高规格的紧急会议，议题敏感，时间紧迫。
“各位，时间紧，我们直接开始。”林峰在主位坐下，没有多余的客套话，“今天的议题很明确：应对美方可能扩大的半导体设备禁运。先请高技术司王司长介绍基本情况。”
王建业清了清嗓子，打开面前的文件夹。他没有站起来，但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他在正式场合发言的习惯姿态。
“林主任，各位领导，”他的声音平稳，带着一种老机关干部特有的沉稳，“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美方确实在酝酿扩大禁运范围。如果扩大到14纳米以下全系列设备，对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将是系统性的。”
他示意助手操作投影，幕布上出现一组图表。
“这是我国在建和规划的14-28纳米芯片产线分布图。”王建业用激光笔指着屏幕，“一共十二条，总投资超过三千亿。其中，八条产线的关键设备进口依赖度超过百分之七十，主要集中在光刻、刻蚀、薄膜沉积三大类。”
激光笔的红点在图表上移动。
“以光刻机为例，”他切换页面，“目前国内能够自主生产的最高水平是90纳米干式光刻机。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上海微电子还在攻关样机阶段，预计三年后才能进入工程验证。至于14纳米需要的ArF浸没式光刻机，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十年以上。”
数据翔实，分析客观。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王建业继续：“再看刻蚀设备，中微半导体能提供部分28纳米设备，但14纳米级别的反应离子刻蚀机，我们还在实验室阶段。薄膜沉积设备差距更大，国内的设备只能满足低端需求。”
他放下激光笔，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林峰身上。
“基于以上情况，”王建业总结道，“我的初步判断是：如果禁运实施，我国在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研发将面临实质性停滞。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28纳米成熟制程的巩固和提升上，确保这部分产业链安全可控。”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当然，外交努力必不可少。”王建业补充道，“我建议，立即通过外交渠道、行业对话、多边场合等多种方式，向美方表达关切，争取豁免或延期。同时，可以适当释放一些市场开放信号，作为谈判筹码。”
发言结束。王建业端起茶杯，慢慢啜饮。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工信部的一位副司长轻轻点头，似乎认同这个判断。科技部的代表则在快速记录。
林峰没有立即回应。他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食指轻轻敲击着手背。这个动作很细微，但坐在他对面的赵启航注意到了——在东海时，赵启航参加过林峰主持的几次产业研讨会，知道这是林峰深入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十秒钟的沉默。
然后林峰开口了，声音平静：“王司长的分析很全面，数据也很扎实。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看向他。
“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呢？”林峰的目光直视王建业，“如果对方就是要全面封锁，不给豁免，不留余地。我们怎么办？等？”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
王建业放下茶杯，扶了扶眼镜：“如果……如果真的出现最坏情况，我认为我们需要现实一点。半导体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单方面追求全产业链自主，经济代价太大。不如收缩战线，保住28纳米成熟制程的基本盘，放弃14纳米以下的追赶，避免更大的损失。”
“放弃追赶？”林峰重复这四个字，语气里听不出情绪。
“是战略性调整。”王建业纠正道，“把资源用在刀刃上。28纳米制程能满足国内七成以上的芯片需求，包括大多数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家电芯片。我们先把这部分做扎实，再图发展。”
“那剩下的三成呢？”林峰问，“高端手机、服务器CPU、AI训练芯片，这些都需要7纳米、5纳米甚至更先进的制程。如果我们放弃追赶，等于永远放弃这些高端市场，永远受制于人。”
“但这需要时间，”王建业坚持道，“而且需要巨大的投入。以我们现在的技术基础，强行攻关14纳米，成功率不高，可能投入上千亿，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先夯实基础，等条件成熟再……”
“等？”林峰打断他，“等多久？三年？五年？十年？王司长，技术发展不会等人。我们等，别人不会等。等我们觉得条件成熟了，国际先进水平可能已经推进到2纳米、1纳米。那时候再追赶，差距更大，代价更高。”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桌面上。
会议室里的气氛绷紧了。
王建业脸色有些发红，但他控制着情绪：“林主任，我理解您的急迫心情。但在国家层面做决策，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必须评估风险。半导体是吞金兽，一个14纳米产线投资就是几百亿。如果失败，这些钱谁来承担？国家的钱，人民的钱，不能打水漂。”
这话说得义正辞严，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
林峰没有直接反驳。他站起身，走到投影仪旁。
“王司长，借你的激光笔用一下。”
王建业愣了一下，把激光笔递过去。
林峰接过，从自己带来的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材料，放在投影仪下。屏幕上立即显示出清晰的图表和数据。
“这是‘华夏芯’28纳米产线的最新数据。”林峰用激光笔指着屏幕，“量产良率，百分之九十二，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本，相比三年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产能，月产三万片，能满足国内三成的需求。”
数据确凿，图表专业。
王建业皱起眉头：“这些数据我也有。但28纳米是成熟制程，不能说明我们在先进制程上有突破。”
“看下一页。”林峰切换。
屏幕上出现一张复杂的芯片结构图，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性能测试数据。
“这是华夏芯用先进封装技术做出的测试芯片。”林峰说，“他们用四颗28纳米芯片，通过硅中介层和微凸块技术集成在一起。测试结果显示，整体性能达到等效14纳米单芯片的百分之八十五，功耗略高，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吸气声。
连一直保持平静的工信部代表都坐直了身体。
“这……这数据可靠吗？”科技部的一位处长忍不住问。
“可靠。”林峰说，“测试是在国家集成电路测试中心做的，全程监控，数据可追溯。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不需要最先进的光刻机，用现有的28纳米产线就能实现。”
他转身面对所有人：“这就是我们的底牌之一。当一条路被堵死，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芯片堆叠、芯粒技术、先进封装——这些都能绕过光刻机限制，用成熟制程做出高性能芯片。”
王建业沉默了。他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但这只是实验室数据，”他最终说，“距离产业化还有距离。良率、可靠性、成本控制，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攻关。”林峰说，“需要投入，需要决心。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可能，看到了希望。而不是像王司长说的，只能放弃追赶。”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我知道，现在做这个决定很艰难。投入大，风险高，失败的可能性存在。但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六十年前，我们的前辈在戈壁滩上搞‘两弹一星’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
没有人回答。
“没有。”林峰自问自答，“但他们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事，再难也要做。因为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求不来。因为一个大国，不能把命运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
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铿锵。
“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半导体是数字时代的‘粮食’，是智能社会的‘大脑’。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被卡住脖子，那么我们的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国防安全，都将受制于人。这个风险，比投入失败的风险更大。”
会议室里落针可闻。
就在这时，赵启航举手了。
“林主任，我补充几句。”这位年轻的创新中心主任站起身，语速很快，“刚才王司长提到技术差距，这是事实。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正在快速追赶。以光刻机为例，上海微电子的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今年年底就能出样机。14纳米的关键技术，我们已经有了理论突破。”
他示意助手也放上一份材料。
“这是七〇三所、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联合攻关的极紫外光源最新进展。”屏幕上出现复杂的物理模型和实验数据，“功率稳定性已经达到工程化要求，寿命测试超过一千小时。虽然距离商业化还有距离，但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王建业忍不住反驳：“赵主任，实验室突破和工程化是两回事。我们搞科研的都知道，从原理验证到产品上市，中间有无数个‘死亡之谷’。”
“所以需要加大投入，加快转化。”赵启航毫不退让，“而不是因为难，就不做。王司长，您在高技术司干了十二年，应该最清楚，我们有多少技术是因为‘太难’‘太贵’‘风险太大’而被搁置，最后错失机遇。”
这话说得有些重了。
王建业脸色一沉：“赵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王建业在岗位上，从来都是对国家负责、对事业负责。正是因为知道投入巨大，才要慎重决策。不能因为一时热血，就拿国家的钱去赌。”
“这不是赌，”赵启航激动起来，“这是战略投资。您知道如果我们在14纳米上取得突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可以满足国内九成以上的芯片需求，意味着每年可以减少上千亿美元的芯片进口，意味着我们的信息安全、产业安全有了根本保障！”
“但失败了呢？”王建业反问，“上千亿的投入打水漂，谁来负责？你？我？还是林主任？”
两人针锋相对，会议室里的气氛几乎凝固。
其他参会者面面相觑，没人敢插话。这是两种思路、两种立场的直接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