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五日，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大厦。
上午十点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洒在能源委员米歇尔·施罗德（德籍）的办公室里。这位六十岁的德国前环境部长，如今执掌欧盟能源政策，以务实和技术导向着称。此刻，他正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聚集的记者——今天上午十一点，欧盟委员会将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电池产业政策协调”。
秘书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的文件：“委员，法国代表团刚刚提交了补充提案，要求将‘本土产能保障’条款升级为‘欧洲电池主权战略’。”
施罗德接过文件，快速浏览。提案措辞强硬，核心有三条：第一，到2030年，欧盟市场上销售的电动汽车，必须有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电池产自欧盟；第二，对进口电池征收“碳边界调节税”，即根据生产国的碳排放水平加征关税；第三，设立一百亿欧元的“欧洲电池创新基金”，只资助欧盟企业。
“法国人疯了。”施罗德低声说，把文件扔在桌上，“这明显违反WTO规则，而且会引发贸易战。”
秘书小心翼翼地说：“产业委员杜瓦尔（法籍）已经公开表态支持。他说，‘欧洲不能把自己的能源命运交给别人’。”
施罗德冷笑：“杜瓦尔是前雷诺高管，他当然要保护法国车企的利益。但德国车企呢？大众、宝马、奔驰，都已经和华夏企业深度合作。这个提案如果通过，德国汽车产业第一个遭殃。”
他看了眼手表：“准备车，我去见主席。”
上午十一点，特别会议在总部大厦的圆形会议厅举行。
椭圆形会议桌旁，二十七位欧盟委员悉数到场。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坐在主位，左右分别是能源委员施罗德和产业委员蒂埃里·杜瓦尔。气氛从一开始就紧张。
冯德莱恩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她开场先定了调子：“今天会议的目的是协调立场，不是分裂。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既要保障欧洲的产业安全，又不能自我封闭。”
杜瓦尔第一个发言。这位五十五岁的法国前工业部长，说话时习惯用手指敲击桌面，节奏很快：“主席女士，各位同事，数据很清楚：过去三年，华夏电池企业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从百分之八增长到百分之三十二。如果按这个速度，到2030年，我们将完全依赖进口电池。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的能源转型命脉握在别人手里！”
他调出投影，显示一组图表：“更严重的是技术依赖。华夏在钠电池技术上已经领先，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欧洲车企将被迫采用华夏的技术标准，这将彻底丧失产业主导权。”
施罗德等他说完，缓缓开口：“杜瓦尔委员的数据有些片面。市场份额增长，是因为华夏电池性价比高，欧洲车企自愿采购。这不是强制，是市场选择。至于技术依赖……”
他顿了顿：“德国车企正在和华夏企业合作研发下一代技术。大众和宁德时代在柏林建立的联合实验室，下个月就要投入运行。这不是依赖，是合作共赢。”
“合作？”杜瓦尔提高音量，“施罗德委员，你所谓的合作，就是让华夏企业拿走我们的市场，然后施舍一点技术给我们？这算什么合作？”
“那征收关税、设置配额就是合作了？”施罗德反问，“这只会让欧洲车企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最终受损的是欧洲消费者和欧洲经济。”
两人针锋相对，会场气氛凝重。
其他委员开始发言，立场明显分化：北欧国家代表支持施罗德，强调开放市场和绿色转型；东欧国家代表担心贸易保护会影响他们的制造业；南欧国家态度暧昧，既想保护本土产业，又怕得罪德国。
会议开到中午一点，没有达成共识。冯德莱恩宣布休会，下午三点继续。
就在会议进行的同时，沃尔夫斯堡，大众集团总部。
集团CEO赫伯特·迪斯走进新闻发布会现场。他今天没穿西装，只穿了件深蓝色衬衫，袖子卷到肘部，显得干练而直接。台下坐着三十多家媒体，长枪短炮对准他。
“各位，今天只有一个简短声明。”迪斯没有客套，直接开口，“关于近期欧盟内部关于电池产业的讨论，大众集团立场明确：技术合作与市场竞争不矛盾。我们与宁德时代的协议，是基于商业考量的最优选择，不应被政治化。”
有记者举手：“迪斯先生，法国方面认为这损害了欧洲产业利益，您怎么看？”
“利益是多维度的。”迪斯回答，“消费者的利益是用合理的价格买到好产品；企业的利益是保持竞争力；国家的利益是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大众的选择，符合所有这些利益。”
“但如果欧盟真的征收关税……”
“那会增加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迪斯打断，“更重要的是，这可能引发华夏的反制。大众在华夏市场年销量超过四百万辆，如果因为电池问题影响在华业务，损失将远远超过所谓的‘产业保护’带来的好处。”
他顿了顿，语气严肃：“我想提醒各位，汽车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封闭和保护，只会让我们落后。欧洲需要的是更多创新、更多合作，而不是更多壁垒。”
发布会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巴黎，法国生态转型部大楼里，部长芭芭拉·蓬皮莉看完直播，脸色铁青。
她立即召集幕僚开会：“迪斯这是公开拆台。他代表不了整个欧洲汽车产业。联系雷诺和标致雪铁龙（PSA），我们需要联合表态。”
下午两点，雷诺集团CEO卢卡·德梅奥和PSA集团CEO唐唯实（Carlos Tavares）同时发表声明。德梅奥措辞相对温和，但立场明确：“欧洲应该建立完整的电池产业链，这关乎战略自主。”唐唯实则更直接：“如果欧洲车企都像大众那样，欧洲的工业基础将被掏空。”
法国三大车企的态度，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形成了与德国车企的对立。
柏林，华夏驻德国大使馆。
周岚刚结束与国内的通话。温知秋走进来，递过平板电脑：“周司长，法国三大车企的声明，还有这个——法国产业委员杜瓦尔刚刚接受采访，说如果欧盟不能达成共识，法国可能单独行动，对非欧盟电池征收临时保障税。”
周岚快速浏览新闻，眉头微皱：“法国人这是要逼宫。”
“我们要回应吗？”温知秋问。
“要，但不能直接回应。”周岚思考片刻，“通过外交渠道，向法国经济财政部和生态转型部同时传递信息：第一，华夏理解法国对产业安全的关切；第二，如果法国单独设壁垒，华夏将不得不重新评估与法国在核电、航空等领域的合作；第三，我们建议双边磋商，寻找共赢方案。”
温知秋记录：“措辞要强硬吗？”
“柔中带刚。”周岚说，“表面是表达关切，实质是传递警告。法国在核电和航空领域对华夏市场依赖很大，他们不敢轻易翻脸。”
信息在下午三点通过大使馆传递出去。同时，周岚拨通了德国经济部汉斯·穆勒的电话。
“穆勒先生，情况您都看到了。”周岚开门见山，“法国人如果真单独行动，会破坏整个欧洲市场，对德国车企也没好处。”
电话那头的汉斯·穆勒声音疲惫：“我知道。施罗德委员正在全力协调。但杜瓦尔背后有法国总统支持，很难办。”
“德国需要更明确地表态。”周岚说，“大众的声明很好，但不够。如果德国政府能公开表态反对贸易保护，法国的压力会小很多。”
“这需要总理点头。”汉斯·穆勒迟疑，“总理很谨慎，不想激化德法矛盾。”
周岚理解这种政治平衡的难处。她换了个角度：“那么，能不能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发声？比如……默克尔女士？”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汉斯·穆勒缓缓说：“这需要非常谨慎的安排。但……或许可以试试。”
下午四点，柏林郊外的一处安静住宅。
安格拉·默克尔已经退休三年，深居简出，很少公开露面。但今天，她的前办公室主任、现在担任她私人助理的贝亚特·鲍曼，带来了一位客人——汉斯·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