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时间上午九时，万国宫东翼第三会议室。
周岚坐在华夏代表团席位正中，面前的文件夹摊开，露出厚达两百页的技术报告。她今天穿了身深蓝色西装套裙，头发在脑后绾成简洁的发髻，脸上妆容得体，唯独眼睑下若有若无的淡青色透露出连日的奔波。
会议室呈扇形布局，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牌依次排列。空气里弥漫着咖啡香、纸张味和多种香水混合的气息，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嗡鸣。窗外能看见莱芒湖的一角，湖水在三月上午的阳光下泛着灰蓝色的光。
会议已进行到第三天。前两日讨论了电池回收率目标、有害物质限制标准，进展还算顺利。但今天——碳足迹核算细则——才是真正的硬仗。
“各位代表，现在开始第三项议程。”主席位上，瑞士联邦环境署副署长施耐德敲了敲木槌，声音温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请法国代表团提交方案草案。”
法国席位站起一位女士。伊莎贝尔·杜邦，约莫四十岁，金棕色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戴一副细金边眼镜。她穿着剪裁精良的米白色套装，胸前别着小小的三色旗徽章。
“谢谢主席先生。”杜邦的声音清晰有力，略带法语口音的英语在会议室里回荡，“法国代表团与瑞典、芬兰、丹麦、荷兰代表团共同提出关于电池产品碳足迹核算的修订案。”
她按动遥控器，投影屏幕上出现复杂的流程图和计算公式。
“现有草案中的核算边界，仅涵盖电池生产、使用和回收三个阶段。我们认为这远远不够。”杜邦推了推眼镜，“真正的碳足迹，必须追溯到产业链最上游——原料开采和提炼。”
她调出一张全球锂资源分布图：“以锂为例。智利盐湖提锂每吨碳排放约五吨，澳大利亚锂辉石矿开采则高达八吨。如果电池制造商仅核算自己的生产过程，而忽略上游差异，这公平吗？”
会议室里响起轻微的议论声。几个北欧国家代表频频点头。
杜邦继续：“因此我们建议，在核算细则中增加‘全生命周期追溯’条款。要求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电池产品，必须提供从矿山到成品的完整碳足迹数据，并接受第三方机构核查。”
她顿了顿，环视全场：“这不仅是环保要求，也是公平竞争的要求。我们不能让那些通过高碳排放方式获取原料的企业，在市场上获得不正当的成本优势。”
话音落下，会议室陷入短暂的安静。
周岚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水温刚好，是随团工作人员特意准备的龙井。她放下杯子时，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摩挲了两下——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华夏代表团请求发言。”她按下话筒键。
“请讲。”施耐德点头。
周岚站起身，没有立即看屏幕，而是先环视了一圈会场。她的目光在几个发展中国家代表脸上稍作停留，最后才转向杜邦。
“杜邦女士的方案，体现了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这一点我方表示理解。”她开场先给台阶，语气平和，“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方案的可行性和公平性。”
她调出另一组数据：“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全球锂资源中，约60%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矿业开采技术、能源结构、监测能力各不相同。要求它们一夜之间建立完善的碳足迹追溯体系，现实吗？”
杜邦立即回应：“技术援助可以解决。欧盟愿意提供……”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周岚打断，但语气依旧温和，“是成本问题。建立全生命周期追溯体系，意味着每个矿山、每条运输线路、每座提炼厂都需要安装监测设备，需要专业团队维护，需要第三方认证。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给谁？”
她调出一张图表：“我们做过测算。按杜邦女士的方案，一块车载动力电池的碳足迹认证成本将增加至少八百欧元。对于售价三万欧元的电动汽车，这或许可以承受。但对于售价八千欧元的电动摩托车呢？对于非洲、东南亚那些刚刚起步的电动出行市场呢？”
几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开始交头接耳。
“这不是环保，这是变相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准入障碍。”周岚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最终结果将是：只有最富有的企业和最富裕的市场能用得起‘绿色电池’，而发展中国家将被锁在传统能源体系里。”
杜邦的脸色微微变了：“周司长，这是对欧盟环保理念的误解……”
“不是误解，是现实考量。”周岚调出新画面，“我想请各位看看这个。”
屏幕上出现智利阿塔卡马盐湖的航拍画面。接着是一组数据图表：宁德时代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合资的锂矿项目，采用“直接提锂-太阳能供电-零液体排放”工艺，每吨锂的碳排放仅为一点二吨，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这是华夏企业三年前在智利投资的项目。”周岚说，“不仅碳排放低，还为当地创造了三千个就业岗位，建立了职业培训中心，捐赠了四所小学。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环境、经济、社会的三重平衡。”
她看向杜邦：“杜邦女士的方案，只强调环境这一维度，却忽略了另外两个。而我们的做法证明，三者可以兼得。”
杜邦张了张嘴，但周岚还没说完。
“因此，华夏代表团提出‘分段核算、责任共担’替代方案。”她切换画面，“具体来说：将电池产业链分为开采、冶炼、材料、制造、使用、回收六个环节。每个环节的企业负责核算本环节碳足迹，并在产品流转时向下游提供认证数据。”
“这样既能实现追溯，又避免了一刀切的高成本。更重要的是——”她顿了顿，“这体现了产业链各方的共同责任。不能把所有压力都推给上游矿山，而要让中下游的电池制造商、车企共同承担减排责任。”
会场响起掌声，先是从发展中国家席位开始，接着蔓延开来。
杜邦的脸色不太好看。她正要反驳，德国代表团席位站起一位中年男士。
汉斯·穆勒，五十岁出头，灰白头发梳得整齐，戴着无框眼镜。他是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副部长，以务实斡旋着称。
“主席先生，我想提出一个折中建议。”穆勒的声音温和，“双方方案都有合理之处。是否可以设立‘过渡期分级标准’？”
他调出构想图：“比如，第一阶段，要求企业提供主要原料的碳足迹数据；第二阶段，扩大到所有关键原料；第三阶段，才是全生命周期追溯。给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个适应和升级的时间窗口。”
“过渡期多久？”巴西代表立即问。
“三年到五年，根据各国情况差异化。”穆勒说，“期间可以建立技术援助基金，帮助能力不足的国家和企业。”
这显然是个妥协方案。周岚快速评估：三年过渡期，华夏企业完全能适应，甚至能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巩固优势。但对欧盟来说，等于推迟了标准实施时间。
杜邦显然也想到了这点。她与身旁的瑞典代表低声交谈几句，然后摇头：“三年太长了。气候危机不等人。”
“但市场公平性也需要时间。”印度代表插话，“我们不能接受用环保名义制造新的贸易壁垒。”
会议陷入僵局。
施耐德看了看表：“上午的讨论很充分。我建议休会一小时，各位代表可以私下沟通，寻找共识基础。下午两点继续。”
木槌落下。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万国宫三层露台咖啡区。
周岚端着咖啡杯，站在栏杆边眺望莱芒湖。三月的日内瓦还很冷，湖面上有白色的游船缓缓驶过，对岸的法国领土笼罩在薄雾中。
“周司长，刚才的发言很精彩。”身后传来德语口音的英语。
她转身，是汉斯·穆勒。这位德国副部长端着杯黑咖啡，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
“穆勒部长过奖。”周岚微微颔首，“您的折中方案很有建设性。”
“可惜杜邦女士不这么认为。”穆勒走到她身边，也望向湖面，“法国明年要大选，生态转型是热门议题。她的政党需要强硬姿态来争取选票。”
这是透露内部信息了。周岚不动声色：“理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周期。”
“但产业等不了政治周期。”穆勒喝了口咖啡，“德国车企已经在华夏电池上投入了上百亿欧元。如果因为碳足迹标准问题导致供应链中断，我们会很被动。”
他转头看向周岚：“所以我个人希望，能找到既满足法国政治需求，又不损害产业实际利益的方案。”
话里有话。周岚听懂了：穆勒代表的是德国产业界利益，与法国的政治姿态有内在矛盾。这可以成为突破口。
“我们也有同样的愿望。”她说，“华夏的电池企业愿意承担合理的环保责任，但不能接受不切实际的要求。‘分段核算、责任共担’是经过严谨测算的方案，相信德国同行能理解其中的务实性。”
穆勒点点头，正要说什么，周岚的随行翻译快步走来，低声在她耳边说了句话。
周岚神色不变，对穆勒歉意一笑：“抱歉，有个紧急电话。”
“请便。”
她走到露台角落，从翻译手中接过加密卫星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是国内一个特殊号码。
“我是周岚。”
“周司长，我是发改委办公厅邢砚青。”电话那头是个年轻但沉稳的男声，“林主任让我转达：魏家通过中间人递话，表示愿意在欧盟内部协助游说碳足迹标准事宜。条件是希望与林主任‘一叙’。具体时间地点由我们定。”
周岚的眼睫微微一动。魏家……汉东省那个魏家？他们怎么突然插手国际事务？
“对方可信度如何？”她问。
“中间人是香港的黎世钧，做过多年跨境并购掮客，信誉尚可。魏家的话事人魏启正亲自委托的。”邢砚青顿了顿，“林主任的意思是，请您评估这件事对日内瓦谈判的实际价值。如果魏家真能在法国方面发挥作用，可以考虑接触。”
“我需要魏家在欧盟的具体资源信息。”
“十分钟后发到您加密邮箱。另外，魏家还暗示，他们能提供一些关于‘环太平洋资本’在欧洲活动的情报。”
周岚眼神一凝。“环太平洋资本”——沈梦予正在追查的境外资金池之一，与“导师”组织关联密切。
“明白了。”她说，“我会在一小时内回复建议。”
挂断电话，周岚站在原地思索片刻。湖风吹来，带着寒意。她拢了拢西装外套，走回露台中央时，脸上已恢复平静。
穆勒还在原地，正与挪威代表交谈。见她回来，他礼貌地结束谈话，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