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在床边坐下，犹豫了一下才说：“队长，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说。”
“昨天有个交通员来送信，是从北平来的。”周文从怀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是林晚秋同志写的，本来应该直接交给你，但你当时昏迷不醒，我就……就先看了。”
陈峰的心猛地一跳。他接过信，手有些抖。信封已经磨损得很厉害，显然辗转了很多人，走了很远的路才送到这里。
信不长，只有两页纸。林晚秋的笔迹依然娟秀，但字里行间透着疲惫。
“陈峰：见字如面。北平已入秋，天气渐凉，不知东北是否已下雪？你一切可好？伤口还疼吗？我在报纸上看到东北抗联的消息，虽只是只言片语，但知你仍在战斗，便觉心安。”
“上月通过地下渠道筹集到一批药品，已托人送往哈尔滨，希望能到你手中。数量不多，但皆是西药，或可救急。”
“我在北平一切尚好，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日前接触了几名美国记者，已将日军在东北之暴行告知，彼等承诺会如实报道。国际舆论亦是战场，吾辈当尽力为之。”
“父亲上月病逝，走前仍念及你，嘱我若见你，转告‘林家无愧于国’。家产大半捐予抗日组织，余下变卖，所得款项已分批转往东北。林家至此，算是尽了心力。”
“夜已深，窗外秋风萧瑟，念及与你相识已五年余。五年间，相聚不过数日，然每一刻皆铭记于心。常忆奉天初遇，你救我于危难；亦忆沈阳分别，你嘱我‘好好活着’。此言我时时谨记，你亦当如此。”
“无论前路如何艰险，无论还要等待多久，我心如初。望你保重，盼再见之日。晚秋，民国二十五年十月。”
信纸在陈峰手中微微颤抖。他盯着最后一段话，看了很久很久。
五年了。从1931年到1936年，整整五年。他和林晚秋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每次都是匆匆一面，然后就是长久的分离。有时他甚至会想，这样拖着人家姑娘，是不是太自私了。
可林晚秋从无怨言。她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辗转各地为抗联筹集物资，传递情报，争取国际支持。一个富家小姐，本可以在沦陷区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却选择了最危险的道路。
还有林世昌，那个曾经“明哲保身”的商人，最后捐尽家产，病逝前还惦记着抗日。陈峰想起五年前在沈阳，林世昌把他叫到书房，面色阴沉地说：“陈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但请你离我女儿远一点。我不想她卷进危险的事。”
那时他答应了，但后来林晚秋还是卷了进来，而且是自愿的。林世昌从反对到默许，再到暗中支持，最后倾家荡产。这就是乱世中普通人的选择——也许最初会犹豫，会退缩，但最终，血脉里的东西会觉醒。
“队长……”周文小心翼翼地说，“林晚秋同志在信里说，她父亲……”
“我知道了。”陈峰把信仔细折好，贴身放好，“周文，谢谢你这几天照顾我。”
“队长说的什么话，应该的。”
陈峰看着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战士。周文原本是个教书先生，九一八事变后家乡被毁，家人被杀，他提着把菜刀就加入了义勇军。第一次上战场时吓得浑身发抖，但现在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指挥员了。
“等这次转移到鸭绿江边，如果能弄到药品，咱们就好好休整一段时间。”陈峰说，“到时候，我教你认更多的字，读更多的书。”
周文的眼圈红了：“队长，我……”
“别哭。”陈峰拍拍他的肩膀，“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嗯！”周文用力点头。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密营里点起了松明火把，火光在木屋的墙壁上跳动。远处传来战士们的说话声，还有磨刀的声音——他们在为转移做准备。
陈峰躺在木板床上，听着这些声音，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悲伤，为牺牲的同志；有担忧，为接下来的转移；但也有希望，为那些还在战斗的人，为那些在后方支援的人，为这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他想起穿越前读过的一句话：“一个民族总有些东西是不能亵渎的。天破了，自己炼石来补；洪水来了，自己挖河渠疏通；疾病流行，自己试药自己治；在东海淹死了就把东海填平，被太阳暴晒的就把太阳射下来。斧头劈开的天地之间，到处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
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多少次面临灭顶之灾，多少次被侵略被欺凌，但从来没有真正屈服过。总有人站出来，总有人在战斗，总有人在最黑暗的时刻点燃星火。
而现在，他就是那点点星火中的一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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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的凌晨，转移开始了。
四十三个人被分成三队。杨靖宇带十五人，包括六名轻伤员，往东南方向走；赵山河带十四人，包括五名轻伤员，往西南方向走；周文带十四人，包括陈峰和另外三名重伤员，往正南方向走。
分别前，杨靖宇把三支队伍的负责人叫到一起。
“记住，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保住性命是第一位的。”他的声音很严肃，“到了三道沟，如果等不到其他人，不要傻等，继续往苏联边境走。活着，才能继续打鬼子。”
“杨司令，你的伤……”赵山河担心地说。
“死不了。”杨靖宇拍拍胸前的绷带，“倒是你们，一定要小心。鬼子肯定在到处搜捕咱们，遇到检查站，能绕就绕，绕不过就硬闯。但记住，不要恋战，我们的目标是到达鸭绿江边，不是杀敌。”
众人都点头。
杨靖宇最后看向躺在担架上的陈峰：“陈峰同志，保重。”
“杨司令也保重。”陈峰说，“一个月后，三道沟见。”
“三道沟见。”
三支队伍在晨雾中分头出发，很快消失在密林深处。
周文这队走得最慢，因为要抬着四个重伤员。陈峰的担架由两个年轻战士轮流抬着，另外三个重伤员也各自有两个人照顾。剩下的六个人负责警戒和开路。
山林里的路很难走。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能在树木和岩石间穿行。担架不时被树枝挂住，抬担架的战士不得不停下来调整。陈峰躺在担架上，看着头顶的树冠缓缓后退，心中充满愧疚——如果不是他受伤，队伍的行军速度会快很多。
“队长，你别多想。”周文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咱们慢慢走，安全第一。”
“我知道。”陈峰说，“只是拖累大家了。”
“说什么拖累！要是没有你，咱们这些人早死在二道白河了！”
中午时分，队伍在一处溪流边休息。战士们取出干粮——硬邦邦的玉米窝头，就着溪水啃。陈峰的腿疼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只喝了点水。
“队长，你得吃点。”周文把窝头掰成小块，泡在热水里，做成糊糊，“不吃东西，伤口长不好。”
陈峰勉强吃了几口。窝头很粗，喇嗓子，但在抗联，这已经是很好的伙食了。
“周文，咱们现在到哪了？”他问。
周文拿出地图和指南针，对照着周围的地形：“应该在这个位置，距离出发地大约走了十五里。照这个速度，到鸭绿江边至少要走十天。”
十天。陈峰算了一下，他们的干粮只够七天。这意味着最后三天要饿肚子，或者沿途找吃的。
“路上注意找野果，打猎。”他说，“但不能开枪，枪声会引来鬼子。”
“明白。我带了几张弓，还有套索，看能不能弄点兔子山鸡什么的。”
休息了半个小时，队伍继续出发。下午的路更难走，开始爬坡。抬担架的战士累得满头大汗，走一段就要换人。陈峰躺在担架上，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疲惫——脚步越来越沉重，呼吸越来越急促。
“放我下来，我自己走一段。”他忍不住说。
“不行！”周文断然拒绝，“你的腿不能受力，否则骨头长歪了，以后就瘸了。”
“瘸了总比拖累大家强。”
“队长！”一个抬担架的战士突然开口，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叫栓柱，“你别这么说。咱们这些人，哪个没受过你的恩？去年冬天要不是你从鬼子手里抢来棉衣，俺早就冻死了。今天就是累死，俺也要把你抬到鸭绿江边！”
其他战士纷纷附和。
陈峰不再说话，但眼眶有些发热。这些朴实的战士，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你救过他们的命，他们就愿意把命交给你。
这就是为什么他留在了这个时代。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理想，不是因为穿越者的使命感，而是因为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愿意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傍晚，队伍找到一处山洞过夜。山洞不大，但能容纳十几个人。战士们在洞口生起一小堆火，用铁锅烧水。周文带人去附近布置陷阱，希望能抓到些野味。
陈峰靠在山洞壁上，看着洞外的夜色。山林渐渐暗下来，鸟鸣声也稀疏了。远处传来狼嚎，悠长而凄厉。
“队长，你想什么呢？”一个重伤员问。他叫老吴，四十多岁，原来是矿工，在炸日军铁路时被炸断了右臂。
“想以后。”陈峰说，“等打跑了鬼子，你们想干什么？”
“俺想回矿上。”老吴说，“继续挖煤。不过那时候，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了，不用受小鬼子的气。”
另一个重伤员说：“俺想种地。家里原来有十亩地，被鬼子占了。等打跑了鬼子，俺要回去把地要回来，种高粱，种玉米，再也不挨饿。”
“俺想娶媳妇。”一个年轻战士不好意思地说，“俺娘临死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俺成家。”
“俺想识字。”有一个战士说，“周文书说，等胜利了，要教咱们识字，读书，看报纸。”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山洞里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虽然身处绝境，虽然前途未卜，但人总要有点念想，有点希望。
周文回来了，拎着两只兔子：“运气不错，套着了。”
战士们欢呼起来。兔子很快被处理干净，切成小块扔进锅里，加上野菜，炖成一锅肉汤。虽然每个人只能分到一小碗，但这是几天来第一次吃到肉。
“队长，给你。”周文把最多肉的一碗端给陈峰。
“大家一起吃。”陈峰说。
“你是伤员，需要营养。”周文坚持。
陈峰接过碗，但没有马上喝。他看着围坐在火堆旁的战士们，一张张被火光映红的脸，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
“等到了鸭绿江边，弄到药品，咱们好好休整。”他说，“到时候，我教你们认字，教你们战术，教你们怎么打鬼子更有效。等将来胜利了，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都是英雄。”
战士们眼睛亮了。在这个朝不保夕的时刻，这样的承诺就像黑暗中的一点光，虽然微弱，但足以支撑他们走下去。
夜深了，战士们轮流守夜，其他人挤在山洞里睡觉。陈峰睡不着，腿疼，心里也乱。他想起林晚秋的信，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想起未知的前路。
洞口，守夜的战士抱着枪，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黑暗。月光透过树梢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又传来狼嚎。
这个世界如此残酷，如此真实。没有金手指，没有超能力，只有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但正是这样的残酷，让每一次坚持都显得弥足珍贵，让每一份情谊都值得用生命去守护。
陈峰闭上眼睛，手不自觉地摸向胸口，那里贴着林晚秋的信。
等我，晚秋。我会活着，会战斗，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