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晋陕峡谷间奔涌，浊浪拍打着千仞绝壁，发出沉闷的轰鸣。
陈峰躺在担架上，被这涛声唤醒。他睁开眼，看到的是一片土黄色的天空，还有几只盘旋的山鹰。担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每一下都震得他左腿剧痛。他咬紧牙关，没让自己哼出声来。
“队长，你醒了？”周文的脸出现在视野上方，那张年轻的脸庞如今布满风霜，眼窝深陷，但眼睛依然明亮。
“到哪了？”陈峰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过黄河了，已经进陕北地界。”周文俯身，用皮囊喂他喝水，“再走三天，就能到延安。”
延安。这个名字让陈峰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在穿越前的历史书上，这个名字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意味着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而现在，他真的要去了。
担架继续前行。陈峰侧过头，看到护送他们的八路军战士。十个人，个个衣衫褴褛，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露出结满血痂的脚趾。但他们走得很有力，轮流抬着担架，没有人抱怨。
山路越来越陡。有些路段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谷。担架不得不竖起来，由前面的战士扛着，后面的战士扶着，像蚂蚁搬家一样艰难移动。
“停下，休息。”领队的八路军班长王铁柱下令。
队伍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歇脚。王铁柱掏出怀里的干粮袋，里面是炒熟的黑豆，他抓出一把，分给每个人。
“陈队长，吃点。”他把几颗黑豆放在陈峰手心。
黑豆很硬，嚼起来费劲，但能充饥。陈峰慢慢地嚼着，目光扫过这些战士。他们都很年轻，最大的王铁柱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在这个年纪，本该在家种地、娶妻生子，却扛起枪，走上战场。
“王班长，你们是哪里人？”陈峰问。
“俺是山西忻州的。”王铁柱憨厚地笑笑，“这几个弟兄，有河北的，有山东的，都是家里被鬼子祸害了，活不下去，就投了八路军。”
一个脸上带着稚气的战士接话：“俺爹娘都被鬼子杀了，房子也烧了。不参军打鬼子，还能干啥？”
另一个说：“俺是听说延安是咱穷人的地方，就来投奔了。来了才知道，这里真不一样，长官不打骂士兵，还能学识字。”
陈峰静静地听着。这些话朴实，但真挚。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基础——不是多么崇高的理想，而是最朴素的生存需求，最直接的仇恨，最真实的渴望。
休息了一刻钟，队伍继续出发。山路蜿蜒向上，像一条缠绕在山间的巨蟒。陈峰的腿伤又开始作痛，他知道伤口又发炎了，但不敢说——说了也没用，这荒山野岭，哪来的药？
黄昏时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借宿。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住的都是窑洞。老乡们听说来了八路军伤员，纷纷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几个窝头，一碗小米粥，还有一小碟咸菜。
“同志，喝点粥，暖暖身子。”一个老大娘端着粥碗，颤巍巍地走过来。
陈峰想坐起来，但被周文按住：“队长，你别动，我喂你。”
小米粥很稀，能照见人影，但很热乎。陈峰小口喝着，眼睛看着窑洞外。暮色四合，山村的炊烟袅袅升起，远处传来犬吠声。这一刹那的宁静，让他几乎忘了自己身处战争年代。
“大娘，村里有郎中吗？”周文问。
老大娘摇头：“没有。前年倒是来了个走方郎中，后来被鬼子抓去修炮楼，就没回来。”
周文眼神一暗。陈峰拍拍他的手：“没事，死不了。”
夜里，陈峰躺在土炕上，疼得睡不着。窑洞很小，挤了七八个人，鼾声此起彼伏。月光从窗棂透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想起六年前刚穿越时，在沈阳的那个夜晚。那时他还是个旁观者，想着如何利用历史知识保全自己。六年过去，他成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有了并肩作战的兄弟，有了生死相托的同志，有了千里之外的牵挂。
林晚秋现在在哪儿？还在北平吗？是否安全？赵山河在东北怎么样了？抗联还能坚持多久？杨靖宇的伤好了吗？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
还有佐藤英机。这个老对手，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他没死，知道他来了关内。以佐藤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疼痛如潮水般涌来，陈峰咬住被角，冷汗浸透了衣衫。他想起穿越前教官说过的话：“真正的战士，不是不会痛，而是能在剧痛中保持清醒。”
他必须保持清醒。必须活下去。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想，只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还在战斗的人，那些等他回去的人。
天亮前，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梦见林晚秋。还是五年前在沈阳分别时的样子，穿着蓝色的学生装，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睛里含着泪，却强笑着说：“我等你，不管多久都等。”
“晚秋……”他在梦中喃喃。
“队长，该出发了。”周文的声音把他唤醒。
队伍继续赶路。越靠近延安，路况越好，偶尔能看到赶着毛驴的老乡，还有背着行李的学生——他们都是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
第三天下午，队伍终于看到了延安城。
那是一座建在延河两岸的古城，城墙有些残破，但城门上飘扬着红旗。延河蜿蜒流过，河上有简易的木桥。城里大多是土坯房和窑洞，但街道整洁，人来人往，充满生机。
“到了！延安到了！”战士们欢呼起来。
陈峰躺在担架上，望着这座传说中的城市。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只有朴素的房屋，朴实的人们。但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那是希望的气息，是抗争的气息，是一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依然挺立的脊梁。
担架被抬进城，引来不少路人的注目。有人认出是伤员，主动上前帮忙引路。很快，他们被带到了八路军后方医院。
医院设在几排窑洞里，条件简陋，但很整洁。一个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眼镜的女医生迎出来：“伤员在哪？”
“这里！”周文急忙上前，“医生，快看看我们队长！”
女医生蹲下身，仔细检查陈峰的伤口。当她解开绷带时，眉头紧紧皱起：“伤成这样，怎么才送来？感染已经很严重了，再晚两天，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我们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周文声音哽咽。
“先抬进来。”女医生果断地说，“小张，准备手术器械。小李，去拿磺胺粉——还有吗？”
一个护士回答：“还有最后两包，是总部首长特批的，要给重伤员用。”
“就用这个。”女医生看着陈峰，“同志，你忍着点，我要给你清创。没有麻药，会很疼。”
陈峰点点头：“来吧，我忍得住。”
他被抬进手术室——其实就是一间稍大的窑洞，中间用白布隔开。女医生用烧酒洗手，然后用镊子夹起棉花，蘸着碘酒清洗伤口。
剧痛让陈峰眼前发黑。他咬住一块毛巾，双手紧紧抓住担架边缘，指节发白。汗水如雨般滚落，浸湿了身下的床单。
“伤口里有碎骨，要取出来。”女医生说，“小张，按住他的腿。”
两个护士按住陈峰。女医生拿起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切开伤口，用镊子探进去，寻找碎骨。每一下都像在割肉，陈峰浑身颤抖，但始终没喊出声。
“找到了。”女医生夹出一小块碎骨，扔进托盘，“还有一块……好了，都取出来了。现在清洗，上药。”
磺胺粉撒在伤口上，带来一丝清凉，但随即又是灼痛。女医生用干净的纱布重新包扎好，这才松了口气。
“同志，你真是条硬汉子。”她擦了擦额头的汗，“这么疼，一声不吭。”
陈峰虚弱地笑笑：“比起牺牲的同志，这点疼算什么。”
女医生深深看了他一眼：“你是从东北来的？”
“对，抗联的。”
“难怪。”女医生眼神中多了几分敬意，“东北的同志打得苦啊。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其他伤员。”
女医生离开后，周文红着眼睛走过来：“队长，你怎么样？”
“死不了。”陈峰说，“就是……就是有点累。”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是一天一夜。
再次醒来时，陈峰感觉好了很多。腿依然疼，但那种灼热的胀痛感减轻了。他侧过头，看到窑洞里还有七八个伤员，有的躺着，有的坐着，都在低声交谈。
“你醒了？”旁边一个伤员说，“你可真能睡，睡了一天一夜。医生来看过三次，说你太虚弱，需要休息。”
陈峰想坐起来，但被那个伤员按住：“别动，你伤口刚处理完，不能乱动。想吃东西吗？我去给你弄点粥。”
“谢谢。”
那个伤员一瘸一拐地出去了。陈峰观察着他，三十多岁，脸上有道疤，左手少了三根手指，显然是个老兵。
很快，伤员端着一碗小米粥回来，还加了点咸菜：“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
“抗联的，从东北来。”
“抗联？”伤员眼睛一亮，“了不起！我们在山西就听说过你们，在东北跟鬼子打了这么多年，不容易啊！”
“你们是……”
“我是120师的，在平型关负的伤。”伤员说，“伤好了还要回前线。鬼子现在猖狂得很，得狠狠揍他们！”
两人聊了起来。从伤员口中，陈峰得知了更多前线的情况：太原会战失利，忻口战役惨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最缺的是武器弹药。”伤员叹气，“咱们的兵工厂只能造手榴弹和地雷，步枪都造不好。跟鬼子打，很多时候只能靠人命去填。”
陈峰沉默。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军事装备落后，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只能用血肉之躯去对抗钢铁洪流。
但就是这样，这个民族依然在战斗。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每一寸土地上都有人在抵抗。
下午，女医生又来查房。她检查了陈峰的伤口，满意地点点头：“恢复得不错，炎症控制住了。不过你这腿伤得太重，就算好了，也会留下残疾。”
“能走路就行。”陈峰说。
“走路没问题，但跑步、爬山可能就困难了。”女医生顿了顿，“你是陈峰同志吧？”
陈峰一愣：“你怎么知道？”
“总部首长来看过你。”女医生微笑，“你睡着的时候，几位首长都来了，指示要用最好的药给你治伤。陈峰同志，你在东北的事迹，我们都知道。”
陈峰不知该说什么。他在东北打鬼子，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功劳，只是因为他必须那么做。
“医生，我的伤什么时候能好？”
“至少需要两个月。”女医生说，“这期间你哪儿都不能去，就在医院好好养伤。这是命令。”
陈峰苦笑。他习惯了指挥别人，现在被人命令，还真有点不习惯。
养伤的日子漫长而枯燥。每天就是吃饭、换药、睡觉。但陈峰没有闲着，他开始观察医院里的伤员，和他们聊天，了解各条战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