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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维也纳。
顾知行抵达这座音乐之都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从机场通往市区的路上，多瑙河在雨雾中泛着灰蓝色的光，古老建筑的尖顶若隐若现，一切都像一幅印象派的画。
但他无心欣赏。
基金会安排的行程一如既往地满：下午三点与欧洲某家族办公室代表会面，晚上七点出席“科技与人道主义”主题晚宴。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常的公务出差。
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的约会在另一个地方。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顾知行以“想独自逛逛老城”为由，甩开了随行的助理。他撑着一把黑伞，走在克恩滕大街的石板路上，周围是熙熙攘攘的游客和躲雨的行人。
没有人注意他。
三点整，他拐进一条小巷，在一家名叫“莫扎特咖啡馆”的老店前停下。推门进去，咖啡香和钢琴声一起扑面而来——有人在弹奏莫扎特的小奏鸣曲。
靠窗的第三个位置，坐着一个穿灰色风衣的女人。
她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棕色的头发挽在脑后，面容普通，属于那种扔进人群里就找不出来的类型。但当顾知行在她对面坐下时，那双灰色的眼睛看过来，他忽然有一种被看穿一切的感觉。
“顾先生，请坐。”女人用带着轻微德国口音的英语说，“我叫汉娜。受人之托，来取一份东西。”
顾知行没有立刻把文件袋拿出来，而是问：“谁让你来的？”
“埃里克·索尔森。”女人说，“他说，你会相信这个。”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那是一枚挪威的10克朗硬币，正面是哈拉尔五世国王的头像，背面——
背面的图案被人为磨掉了，刻上了几个数字：X-7。
顾知行的心猛地一跳。
埃里克在日内瓦说过，那是他曾经在“奥丁研究院”的编号。
他不再犹豫，从外套内侧取出那个扁平的防水文件袋，推到桌子对面。
“都在这里。”他说，“我经手的所有‘学院’项目资料，包括柬埔寨基地的详细情况、资金流向、以及——部分实验数据。有些是从内部系统拷贝的，有些是我自己记录的。一共十七个项目的核心信息。”
汉娜接过文件袋，没有打开，直接放进随身的手提包里。
“顾先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问。
“知道。”顾知行的声音很平静，“意味着我背叛了所有信任我的人，意味着我女儿可能失去治疗机会，意味着我下半辈子可能要在逃亡中度过。”
汉娜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顾知行没有立刻回答。窗外的雨还在下，钢琴声换成了另一首曲子，舒缓而忧伤。
“因为我在柬埔寨看见的那些人。”他低声说，“他们躺在那里，头上贴着电极，眼睛里没有光。他们不是数字，不是‘存活率’，不是‘损耗’。他们是人。”
他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汉娜。
“我女儿病了，我很想救她。但如果用那些人的命来换她的命，她活下来也不会原谅我。”
汉娜的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动了一下。
她站起身，把包背好。
“顾先生，这份东西，会送到该去的地方。”她说，“至于你——埃里克让我转告你，如果你需要离开，他有办法。”
顾知行摇了摇头。
“我女儿还在美国。”他说，“她动不了。我必须回去。”
汉娜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