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寒梅从药箱里拿出一个药瓶，放在桌上：“陈工，这是给您带的胃药。另外，还有人托我给您带句话。”
“谁？”
“城外的人。”沈寒梅直视着他的眼睛，“他们说，知道您想保住电厂，知道您是个有骨气的技术专家。他们还说，新中国需要您这样的专家，需要这座电厂。”
陈树人的手指微微颤抖。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你是……共产党？”
“我是医生。”沈寒梅没有正面回答，“但我确实是从城外来的。陈工，时间不多了。孙处长已经在主控室堆放炸药，一旦命令下来，整个电厂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废墟。”
“我知道。”陈树人的声音沙哑，“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一个搞技术的，手无寸铁，警卫处三十多条枪指着……”
“您有工人。”沈寒梅说，“厂里三百多个工人，大部分都听您的。还有张大夫这样的中层干部，还有锅炉房的老王、配电室的小李……他们都想保住电厂，只是缺一个带头人。”
陈树人沉默了许久。医务室里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
“你需要我做什么？”他终于开口。
“第一，摸清炸药的具体位置和引爆方式。”沈寒梅说，“第二，组织可靠的工人，成立护厂队，随时准备控制关键岗位。第三，在必要的时候，配合城外的行动。”
“必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当您听到炮声的时候。”沈寒梅说，“那将是总攻开始的信号。到那时，您要做的就是在第一时控制主控室，切断炸药的引爆线路。”
陈树人站起身，在狭小的医务室里踱步。走了几个来回后，他停在窗前，望着外面漆黑的厂区。
“我干了一辈子电力。”他喃喃道，“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在这里。日本人时期忍辱偷生，国民党来了继续干……我就想啊，总有一天，这些机器能真正为咱中国人发电。”
他转过身，眼睛里闪着光：“沈大夫，你回去告诉城外的人。我陈树人，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住电厂。但要我做什么，得有计划，不能蛮干。”
“我们有计划。”沈寒梅从药箱夹层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条，“这是联络方式。每天晚上八点，厂区后门的垃圾堆旁边，会有人跟您联系。他会告诉您具体的行动步骤。”
陈树人接过纸条，看了一遍，然后划燃火柴，把纸条烧成灰烬。
“我记住了。”
晚上七点，大东区老刘茶馆后院
李文斌见到了兵工厂工会主席老周。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身材敦实，手上满是老茧。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李同志，情况不妙。”老周开门见山，“厂里库存的成品武器，已经被运走一大半了。都是半夜偷偷运的，连长步枪带子弹，装了十几卡车。”
“运到哪里去了？”
“不清楚。”老周摇头，“但肯定不是往城防工事运——要是补充前线，应该大张旗鼓才对。这么偷偷摸摸的，八成是当官的想私吞。”
李文斌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卡车：“今天上午还有车出去。”
“对，那是最后一批了。”老周说，“现在厂里剩下的，主要是一些重型设备和半成品。但处长王麻子——就是管生产的那个——已经下令，让工人把关键机床拆解装箱，说是要‘转移’。”
“工人们听他的？”
“不听能咋办？”老周苦笑，“警卫连的枪顶着呢。不过我们也有对策——拆是拆了，但关键零件‘不小心’弄丢几个，螺丝‘刚好’滑丝了，线路‘莫名其妙’断了……反正就是拖，拖一天是一天。”
李文斌点点头。这是工人们常用的斗争方式，看似顺从，实则抵制。
“我们需要更主动的行动。”他说，“老周同志，您能不能组织一些可靠的工人，成立一个护厂小组？不公开活动，就暗中监视那些可能被破坏的目标。”
“这个能办到。”老周说，“厂里有七八个党员，还有二十多个积极分子，都是信得过的。”
“另外，警卫连那边，有没有可能争取一些人？”
老周想了想：“警卫连长是王麻子的亲信，不好办。但想看到厂子被毁——厂子没了，他们家人的生计也成问题。”
“就从这些人入手。”李文斌说，“不一定要他们反水，只要他们在关键时候犹豫、拖延，就足够了。”
两人又详细商议了具体的联络方式和行动步骤。茶馆外面传来打更的梆子声——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我该走了。”老周站起身，“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儿等您。到时候应该会有更多消息。”
“注意安全。”
“您也是。”
李文斌目送老周离开后院，消失在夜色中。他抬头看了看天空，乌云遮住了月亮，只有几颗星星隐约可见。
沈阳城的夜晚，表面平静，底下却是暗流汹涌。
三个关键目标，三组人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攻心。
瓦解敌人的意志，争取中间的力量，发动群众的力量。
这不是枪炮的战争，而是人心的战争。
而在这场战争中，林锋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用最特别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总攻铺平道路。
夜还很长。
但黎明，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