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马连生。”战士的声音沙哑。
“哪里人？”
“吉林扶余。”
“打哪一仗负的伤？”
“黑山。”战士说，“十月二十四号。101高地。”
沈寒梅的手顿了一下。
“我是周营长那个连的。”战士继续说，“那天晚上敌军摸上来，连长让我去传令，半路上炮弹落下来……我就记不得后面的事了。”
他把脸偏向墙里。
“医生，我的腿还能长出来吗？”
沈寒梅没有立刻回答。
她把最后一层纱布缠好，剪断，压紧。
“马连生，”她说，“你今年多大？”
“十九。”
“十九岁，少一条腿，不是你的错。”沈寒梅站起身，“但往后怎么活，是你的选择。”
战士没有回头。
沈寒梅端起换药盘，走向下一张病床。
身后，传来极轻的、压抑的抽泣声。
她没有停步。
中午十二时，纵队部食堂
林锋端着搪瓷碗在灶台边等打饭时，李文斌从外面挤进来。
“司令员，”李文斌压低声音，“兵工厂的人来了。”
林锋回头。食堂门口站着两个穿便装的中年人，手里拎着公文包，正被哨兵拦下盘问证件。
“让他们进来。”
李文斌小跑过去，和哨兵说了几句，把两人领到角落的空桌边。
林锋端着碗走过去。
“林司令员。”为首的中年人站起身，伸出手，“东北军工部沈阳办事处，姓常，常文山。”
林锋和他握了手。
常文山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上有洗不掉的机油印迹。他旁边那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姓韩，是他的助手。
“司令员，我们来是想汇报一下沈阳各兵工厂接收后的恢复情况。”常文山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表格，“时间紧，只能简单说几点。”
他把第一张表格推过来。
“沈阳兵工厂、文官屯火药厂、辽阳炸药厂，三处主要军工企业已全部由军管会接收。目前恢复生产的困难有三：一是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原厂工程师、技工约有三成去了关内，两成去向不明；二是设备损毁，沈阳兵工厂的关键机床被拆走五十七台，至今下落不明；三是原材料储备不足，火药厂库存的硝酸、硫磺只够半个月用量。”
他顿了顿。
“但也有好消息。沈阳兵工厂留下的技术人员中，有十七位是民国二十年前后入厂的老技师，平均工龄二十五年。他们这两天主动找军管会报名，要求复工。这是名单。”
林锋接过名单。
第一个名字是“王德厚”。备注栏写着：民国十七年入厂，专精炮管膛线加工，原沈阳兵工厂技师总长。
“这个王德厚，”林锋问，“现在在哪儿？”
“就在厂里。”常文山说，“前天还亲自动手，带着几个徒弟把那台德制龙门铣重新调试好了。”
林锋把名单放下。
“常主任，你们有什么需要纵队协助的？”
常文山和助手交换了一个眼神。
“司令员，我们想请特种纵队派几个人，去厂里给保卫科讲讲反特防谍。”他说得很直白，“沈阳虽然解放了，但潜伏的特务还不少。兵工厂是重点目标，我们担心出事。”
林锋点头。
“可以。下午我让保卫科的人去找你。”
常文山连连道谢，收拾文件准备告辞。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
“司令员，”他说，“王德厚师傅托我给您带句话。”
林锋看着他。
“他说，那台龙门铣，他保管了二十一年。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藏在地沟里，国民党来的时候他拆散藏在煤堆里。现在交到解放军手里，他放心了。”
林锋没有说话。
常文山带着助手走了。
下午二时，特种作战纵队临时会议室
周大海主持的第一场战术复盘会，来了四十七个人。
大部分是纵队营以上干部，也有几个从各连抽调的资深班长。屋子不大，炕上地下坐得满满当当，后进来的只能站着。
周大海站在那张黑山阻击战地形图前。
“今天不讲胜仗。”他说，“讲败仗。”
他把铅笔点在101高地侧翼。
“十月二十四日拂晓。敌军从这条路线迂回，差点切断我们和主阵地的联系。当时我在主阵地，手里还有一个排的预备队。敌军突破侧翼十五分钟后，我才收到左翼守备连的求援信号。”
他把铅笔放下。
“为什么十五分钟？”
他自问自答。
“第一，通讯器材故障。战前检查时，左翼那部电台就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没当回事，只是让通讯兵换了备用电池。战斗打响后，电台彻底失灵，传令兵在炮火下跑了二十分钟才把消息送到。”
他顿了顿。
“第二，警戒疏忽。我判断敌军的主攻方向是正面，把侦察兵都派去了前出阵地，侧翼只留了两个观察哨。敌军迂回部队选择的地形正好是观察哨的死角，直到摸到阵地前沿三十米才被发现。”
他抬起头。
“这两个错误，都是指挥员的错。不是战士的错。”
会议室里很安静。
周大海继续说。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敌军总攻开始。我军弹药告急，我下令各阵地压缩火力，非精确瞄准不得开火。这个命令本身没错，错在执行时我没有强调清楚——‘压缩火力’不等于‘放弃火力’。”
他指着地图上几个阵地编号。
“三号、五号、七号阵地执行命令过于机械，在敌军试探性进攻时全程静默。敌军指挥官据此判断这几个阵地已丧失战斗力，随后集中兵力猛攻，差一点就撕开了防线。”
他停顿了很久。
“战后总结，这三个阵地弹药消耗量仅为平均值的百分之六十。他们的弹药箱里还躺着两千多发子弹，打完了吗？没有。但敌人已经冲上来了。”
他把铅笔放下。
“我没有在战前把‘何时必须开火’这个尺度讲清楚。这是我第三个错误。”
会议室里只有呼吸声。
一个连长举起手。
“周副司令员，您说这些，是……”
周大海看着他。
“是想让你们明白，”他说，“仗没打好，首先是指挥员的责任。不是什么‘敌军火力太猛’、‘我军装备太差’、‘地形不利’。首先是我周大海的问题，是我在判断、部署、执行上犯的错。”
他把那叠手写的检讨材料推到桌边。
“这是我这几天写的。不全面，肯定还有漏掉的。你们回去都想想，自己带的连队、营，哪一仗打得不好，哪一道命令下错了，哪一次侦察没到位，写出来，交上来。”
他顿了顿。
“不是为了追责。是为了以后再打仗的时候，少死几个弟兄。”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有人开始低头在本子上写字。
下午四时三十分，纵队部
林锋在整理文件。
阵亡名录摊开在桌上，他正把黑山阻击战最后一批核实的牺牲者信息填入空白栏。字迹很慢，每一笔都很用力。
“顾小莺。二十一岁。上海人。侦察营营长。1948年10月25日牺牲于黑山101高地。追记特等功，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葬于黑山烈士陵园第六区十七排三号。”
他写完，停了一下。
窗外传来收操的口令声。夕阳把院子里的积雪照成金红色，战士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整齐地从窗前掠过。
有人敲门。
“进来。”
门推开，是沈寒梅。
她手里拎着一包东西，放在桌边。
“你的换药。”她说。
林锋放下笔，解开军装领口。沈寒梅站在他身后，一层层拆开左肩的绷带。
纱布揭开时，她停了一下。
伤口在愈合。黑山留下的弹片划伤已经结痂，边缘的新肉是淡粉色的，不像两周前那样红肿发烫。但肩胛骨的位置还有一个凹陷——那是1945年湘西会战留下的旧伤，四年前烙铁烫过的痕迹早已淡成一道白印，可皮下组织终究是缺损了。
“还疼吗？”沈寒梅问。
“不疼。”
沈寒梅没有戳穿他。她把新纱布叠好，敷上药膏，一圈一圈缠紧。
“周大海下午开会的事，”她说，“卫生队都听说了。”
林锋没有说话。
“战士们私下在议论。”沈寒梅继续缠纱布，“有人说，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回见长官当着全纵队的面检讨自己。”
林锋还是没说话。
沈寒梅把最后一圈纱布压进领口，剪断。
“好了。”
林锋扣上军装。
沈寒梅收拾药箱，没有立刻走。
“林锋，”她说——她很少直呼他的名字，“你带兵四年，周大海跟你四年。他是跟你学的。”
林锋抬起头。
“他今天能在全纵队面前认错，不是因为他自己觉悟高。”沈寒梅说，“是因为四年来，你一直是这么做的。”
她拎起药箱，转身要走。
“沈寒梅。”林锋叫住她。
她停步。
林锋站起身，走到她面前。
“1945年湘西，”他说，“你问我那些战场急救知识是跟谁学的。”
沈寒梅看着他。
“我没说实话。”林锋说，“不是家传，不是自学的。”
沈寒梅没有说话。
林锋沉默了很久。
“以后我告诉你。”他说。
沈寒梅点点头。
她没有追问。
她推门出去。
林锋站在窗前，望着夕阳下出操归来的队伍。周大海走在最前面，独臂挥动，步伐稳健。李文斌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本刚发的训练教材。陈启明夹着公文包从指挥部方向走来，边走边和参谋讨论着什么。
远处，沈阳城的方向，发电厂的烟囱还在冒烟，机床厂的吊车还在运转。
他回到桌边，拿起笔。
阵亡名录翻到新的一页。
“马德胜。四十二岁。黑龙江呼兰人。爆破营一连三班班长。1948年10月25日牺牲于黑山101高地。追记一等功。葬于黑山烈士陵园第六区十八排一号。”
他写完，把名录合上。
窗外，收操号响了。
1948年11月22日，傍晚六时。
东北野战军特种作战纵队的四十七名营以上干部，刚刚结束了一场三个小时的战术复盘会。他们走出会议室时，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叠空白稿纸。
周大海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走远。
炊事班的饭菜香味飘过来。院子里，黑狗终于睡醒了，摇着尾巴凑到灶台边，被炊事员用笤帚轻轻赶开。
林锋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周大海身边。
“司令员。”周大海说。
“嗯。”
“您说，平津那边，会比东北更难打吗？”
林锋没有立刻回答。
他望着南方渐暗的天际线，望着那些正在暮色里归巢的乌鸦，望着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的军车，车灯在薄雾里划开两道淡黄的光。
“难不难，”他说，“不是城墙说了算，不是坦克飞机说了算。”
他顿了顿。
“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周大海没有说话。
他低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左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那只残肢别回腰带里，转身走向食堂。
“司令员，”他头也不回地说，“明天继续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