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2日，晨七时，新民县临时驻地
林锋是被笔尖划破纸张的声音吵醒的。
他睁开眼。窗外的天刚蒙蒙亮，屋里还烧着昨晚的炉子，炭火将熄未熄，透出最后一点暗红的光。
周大海坐在靠窗的条桌前，背对着他，右手里攥着一支铅笔，正对着一张摊开的地图写写画画。他写得很慢，每写几个字就要停下来，把铅笔换到左手，又觉得不对，再换回右手。空荡荡的左袖管垂在椅侧，随着他身体的轻微晃动轻轻摇摆。
“写什么？”林锋坐起身。
周大海回头，愣了一下。
“吵着您了？”
林锋没答，披上大衣走过去。
桌上摊开的是黑山阻击战的地形图，上面压着十几页草稿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些是战况记录，有些是火力配置，有些是人员伤亡统计。纸张边缘画着箭头、圆圈和问号，还有大片大片的涂改痕迹。
周大海用右手食指指着其中一段，念出声来：
“十月二十三日，拂晓。敌新六军一六九师以两个营兵力，在十二辆坦克掩护下，向我101高地发起第三次冲锋。我守备部队为一个加强连，兵力一百三十七人，坚守阵地六小时，击退敌军四次进攻，毙伤敌约二百人，自身阵亡二十九人、重伤三十一人……”
他停了一下，铅笔尖在“三十一人”
“这个数字不对。”他说。
林锋看着他。
周大海把那张纸推到一边，翻开另一页。
“卫生队的战地记录上写的是三十三人。有两个重伤员是在撤下阵地三小时后牺牲的，应该算阵亡。”他的声音有些哑，“我记错了。”
林锋没有说话。他拉过一把椅子，在周大海对面坐下。
周大海没有抬头。他继续写着，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敌军第四次进攻被击退后，我连弹药消耗百分之七十三。其中步枪弹消耗最剧，达百分之八十一。迫击炮弹尚有库存，但因炮管过热，连续射击精度下降明显……”
“你在写战斗总结？”林锋问。
“不是总结。”周大海说，“是检讨。”
他把铅笔放下，终于抬起头。
“旅长——司令员，我这几天一直在想，黑山那一仗，我们犯了多少错。”
他指着地图上101高地周边的几处标注。
“第一，兵力配置。我们把主要火力集中在正面，侧翼只有两个班。敌军第三次进攻就是从这里迂回的，差一点就切断了我们和主阵地的联系。”
他的手指移到另一处。
“第二，弹药管理。战斗打到第三天，步枪弹就快见底了，但每个战士的携行具里还装着两枚没用上的反坦克手雷。那些手雷是打坦克用的，敌军坦克在第一天就被我们敲掉了七辆，后面三天再没敢靠近五百米以内。为什么不提前把手雷集中起来、换成步枪弹配发各阵地？”
他停顿了一下。
“第三，预备队投入时机。十月二十四日拂晓，敌军发动总攻前，我担心前沿撑不住，提前把作为预备队的两个班拉上了主阵地。结果敌军真正的突破方向是左翼，等我想调兵过去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机动兵力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那一仗，左翼守备连伤亡四十三个人。其中有一多半，是在我军援兵到达前二十分钟牺牲的。”
林锋没有说话。
周大海把铅笔放在桌上，两只手——右手的五指，左手齐腕断掉的残肢——都压在桌沿上。
“司令员，”他说，“这三年我打了多少仗，我自己都数不清。可我从没像这几天这样，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全是那些牺牲的弟兄的脸。”
他低着头，看不见表情。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白死的。我想知道我的那些错，有没有让本来能活下来的人没能活下来。”
炉子里的炭火发出一声轻微的爆裂。
林锋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新民县普通的农家院落，几间土坯房围成的小院，墙根堆着金黄的苞谷，一只黑狗卧在柴垛边打盹。远处隐约传来出操的口令声，是特种纵队直属侦察营在晨练。
“周大海，”林锋没有回头，“你打了三年仗，立过两次特等功、四次一等功，失去一条胳膊，带出来的兵能从连扩编到旅。你觉得你那些牺牲的战友，需要你替他们检讨吗？”
周大海没有说话。
林锋转过身。
“他们不需要你检讨。他们需要你把仗打赢。”
周大海抬起头。
林锋走回桌边，拿起那叠写满字的草稿纸，一页一页翻过去。
“但你刚才写的这些，每一条都对。”他说，“兵力配置、弹药管理、预备队投入时机，这些都是经验。是用命换来的经验。”
他把草稿纸放回桌上。
“你是特种作战纵队的副司令员。你的责任不是替死人后悔，是让活人不用再犯同样的错误。”
周大海沉默了很久。
他伸手把那叠草稿纸拢在一起，理齐，用右手按着边角，左手残肢压住纸面。
“司令员，”他说，“我想把这些整理出来，编成教材。”
“好。”
“不光黑山这一仗。从1946年四平开始，我们打过的每一仗，胜仗败仗、经验教训，我都想写下来。”
“好。”
“以后纵队新兵入伍，第一件事不是练射击，是先读这个。”
林锋看着他。
“你自己写。”
周大海点点头。
他把那叠草稿纸收进抽屉，站起身，把军装扣子一颗一颗系好。空荡荡的左袖管被他别进腰带里，露出的一截在晨光里白得刺眼。
“司令员，”他说，“我去出操了。”
“去吧。”
周大海推门出去。院子里传来他和战士打招呼的声音，黑狗被脚步声惊醒，摇了摇尾巴，又趴回去继续打盹。
林锋站在窗前，看着周大海走进晨雾里，独臂挥动指挥旗的身影渐渐模糊。
他转身，拿起桌上那叠周大海写的检讨，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上午九时，特种作战纵队临时指挥部
陈启明已经把沙盘架好了。
这是一间腾空的正房，原本是房东儿子的婚房，炕上的新被褥刚卷走，炕桌还没来得及撤，就直接当了参谋作业台。沙盘是连夜赶制的，新民县城及周边地形一目了然，连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都捏了模型插在相应位置。
林锋进门时，陈启明正趴在一张摊开的作战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注着什么。
“司令员。”陈启明抬起头，把铅笔夹进地图折页里，“总部刚送来一批新资料。”
他指着炕桌边一摞半尺高的文件袋。
“平津地区敌情汇总。傅作义部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后勤补给线路，还有一些北平地下党送来的情报。总参谋长亲笔批示，要求咱们纵队在一周内拿出战役侦察方案。”
林锋走过去，拆开最上面的文件袋。
第一页是北平城防示意图。城墙厚度、城门位置、护城河宽度、外围碉堡群分布，都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注得清清楚楚。图的右下角盖着一枚圆形印章，印文是“绝密·平津前线指挥部”。
林锋看了片刻，把图纸放在沙盘边。
“你怎么看？”
陈启明没有立刻回答。他把那摞文件袋挪到一边，手指在沙盘边缘轻轻敲了两下。
“司令员，”他说，“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
“想什么？”
陈启明沉默了一会儿。
“想我们这三年打的仗。”
他指着沙盘上代表新民县城的模型。
“1946年四平，我们是连级规模，任务是在防线侧翼打游击。1947年一下江南，我们是营级规模，任务是在主力正面进攻前先拔钉子。1948年辽沈战役，我们是旅级规模，任务已经变成独立遂行战役级侦察破袭，甚至直接参与攻坚。”
他的手指从新民县城慢慢划向南方。
“现在是纵队规模，四千人。任务是什么？总部没说，但我不傻。”
他抬起头，看着林锋。
“平津是华北最大的城市群，北平是千年古都，天津是华北工业中心。总部把侦察方案交给我们做，不是让我们去炸城墙、掏指挥所的。”
他停顿了一下。
“是让我们研究——如何在不毁掉这座城的前提下，打赢这场仗。”
屋里安静了。
林锋没有说话。他拿起那北平城防示意图，又看了一遍。
“你在弗吉尼亚军校学过城市攻防。”他说。
“学过。”陈启明点头，“但那是在课堂上。教员教的是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攻占最具防御价值的城市核心区。案例有华沙、有布达佩斯、有柏林。没有一个案例是——如何保护一座千年古都的城墙不被炮火损坏，同时还要歼灭城内二十万守军。”
他把地图放下。
“没学过。”他说，“没人教过。”
林锋看着他。
“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陈启明走到沙盘边，把代表北平城区的模型框扶正。
“两条思路。”他说，“第一，围而不打，断其补给，迫其投降。北平城内物资储备有限，城防司令部估算最多支撑三个月。如果城外能完成严密包围、切断所有水陆通道，守军迟早会崩溃。”
“第二呢？”
“第二，”陈启明说，“如果必须在春节前解决战斗，那就只能打——但打法得改。”
他指着沙盘上北平城外的几个要点。
“丰台、通县、南苑、石景山。这些外围据点必须逐个拔除，但打法不是攻坚，是分割包围、局部优势、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把守军从坚固设防的城市核心区引诱到外围野战阵地，在运动战中歼灭其有生力量。”
他顿了顿。
“这个打法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需要时间。”陈启明说，“最短也要四十五天。如果傅作义死守不出，我们可能要在城外冻一个冬天。”
林锋没有立刻表态。
他把北平城防示意图折好，放回文件袋。
“陈启明，”他说，“你在美军顾问团待过，你觉得美国人在北平问题上会有什么反应？”
陈启明愣了一下。
“反应……”
“1948年11月，美国大选刚结束。杜鲁门连任，马歇尔卸任国务卿。国民政府乞求的美援，国会下个财年能不能批下来还是未知数。”林锋看着他，“你觉得华盛顿会为了傅作义的二十万人，赌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吗？”
陈启明沉默。
“不会。”他说。
“所以北平问题的关键不在美国，也不在傅作义有多少兵、北平城墙有多厚。”林锋说，“在傅作义自己。”
他站起身。
“围城是必要的，但围城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傅作义相信——除了和平交出北平，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启明没有说话。
他望着沙盘上那座精致的北平城模型，望着那些他亲手捏制的城墙、城门、护城河。
“司令员，”他低声说，“我有时候在想，我当年在美国学的那一套，到底有没有用。”
林锋看着他。
“火力优势、制空权、机械化推进、空地协同。”陈启明说，“我在莱文沃思堡学了两年，学的是怎么在绝对的装备优势下打赢战争。可是我们有什么装备优势？”
他苦笑了一下。
“我们没有制空权。我们没有坦克集群。我们的炮火在国民党美械师面前只是勉强够用。我们的士兵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行军，脚趾冻掉了，爬起来继续走。”
他顿了顿。
“但我们打赢了。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东北全境解放。”
他抬起头。
“司令员，我投诚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带着先进战术来帮助解放军的。这两年我慢慢明白了，不是我在帮你们——是你们在教我。”
林锋没有说话。
陈启明把那摞文件袋整理好，放进公文包。
“司令员，”他说，“平津战役的侦察方案，我来起草。一周之内交第一稿。”
“好。”
陈启明拎着公文包走到门口，又停住。
“还有一件事。”他回过头，“昨天总部转发了一份电报，是华东野战军发来的，询问特种作战训练经验。粟裕司令员亲自签发的。”
林锋看着他。
“你怎么回？”
“我建议派一个教导组过去。”陈启明说，“人选已经拟好了，周大海带队，带五个有实战经验的营连级干部。时间暂定两周，主要讲授侦察破袭、城市巷战和狙击战术。”
林锋点点头。
“可以。”
陈启明拉开门，迈出一步，又停住。
“司令员，”他背对着林锋，声音有些低，“谢谢。”
林锋没有问谢什么。
陈启明大步走了。
上午十一时，临时驻地卫生队
沈寒梅在换药。
伤员太多，三间平房改的卫生队塞得满满当当，连走廊都支起了行军床。她蹲在一个年轻战士床前，一层层揭开被血浸透又干涸的纱布。
战士很年轻，看面相不过十八九岁，嘴唇干裂起皮，眼神有些涣散。他的右腿自膝盖以下被截去了，断肢处裹着厚厚的绷带，边缘渗出淡黄色的组织液。
“疼吗？”沈寒梅问。
战士摇摇头，又点点头。
沈寒梅没有多问。她用镊子夹起酒精棉球，动作极轻地擦拭伤口边缘。战士咬着下唇，额头的青筋暴起，但硬是没出声。
“你叫什么名字？”沈寒梅一边处理伤口一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