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1日，上午八时，沈阳城防司令部旧址
林锋推开会议室的门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长桌两侧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的指挥员，有些他认识——三纵的赵德柱，四纵的李振国，七纵的王永胜——有些只在作战会议上打过照面。正对门的位置空着，墙上的巨幅东北全图还保持着三天前的态势标注，蓝色箭头从锦州、黑山、辽西一路指向沈阳，现在整张图已经没有敌我界线了。
司令员还没到。
林锋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周大海跟在他身后，独臂搬椅子的动作有些笨拙，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上校起身帮了一把。周大海点头道谢，那人回礼时多看了他空荡荡的左袖一眼，什么都没问。
八点十五分，会议室的门再次推开。
所有人起立。
司令员走到正位，没有立刻坐下。他环视一圈，目光从每张脸上掠过，最后落在那幅东北全图上。
“坐。”
椅子挪动的声音参差错落。有人掏出笔记本，有人拧开钢笔帽，有人把茶杯盖轻轻掀开又盖上。
司令员没有坐。他背对众人，依然望着那幅地图。
“四十七天前，”他说，“九月十二日，北宁线打响。那个时候我们在座这些人，包括我自己，没有谁敢打包票说，四十七天后我们能坐在这里开会。”
会议室里很安静。窗外隐约传来军管会卡车的喇叭声，有人在指挥交通。
“锦州打了三十一个小时，伤亡两万四千人。”司令员继续说，“黑山打了五天，伤亡一万八千人。辽西围歼打了三天两夜，歼敌十二万，我们自己也搭进去七千多条命。”
他转过身。
“沈阳是最后一块骨头。啃下来之前，很多人都说至少要打十天半个月。”
他的目光扫过林锋。
“昨天凌晨五点十五分，攻城部队从四个方向突入市区。下午三点，城防司令部投降。晚上七点，市区所有抵抗据点全部肃清。”
他停顿了一下。
“三十八个小时。”
会议室里依然安静。有人轻轻吐出一口气。
司令员在椅子上坐下，把一份薄薄的文件夹推到桌中央。
“这是今天早上总部发来的战果统计。”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辽沈战役，从九月十二日到今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共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
他翻开第一页。
“俘虏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以下将官一百八十六名。缴获各种火炮七千余门，坦克、装甲车三百余辆，飞机十六架，各种枪械二十余万支，电台九百余部，弹药、被服、粮秣不计其数。”
他一页一页地翻。
“收复城市十四座。包括锦州、长春、沈阳。”
他合上文件夹。
“东北全境，解放了。”
没有人鼓掌。没有人欢呼。会议室里依然是安静的，安静得像松花江结冰前的最后一段流水。
七纵司令员王永胜摘下眼镜，用袖子慢慢擦拭。四纵参谋长李振国低着头，钢笔在笔记本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墨痕，又划了一道。三纵的赵德柱没动，眼睛望着窗外，望着沈阳城里那些正在冒烟的烟囱。
林锋没有说话。
他想起四年前湘西那个四月，他第一次用缴获的97式狙击步枪瞄准镜观察日军阵地。镜片里全是泥泞、硝烟和横七竖八的尸体。那时候他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他又想起黑山阻击战最后一个夜晚，“夜莺”顾小莺趴在他旁边的弹坑里写信。她问他：“林队长，等胜利了，你第一件事想干什么？”
他说：“睡觉。”
顾小莺笑起来，血从嘴角渗出来，她都没察觉。
“我想回家。”她说，“我娘还在上海，八年没见了。等沈阳解放了，我就请假回上海，给她买一双新棉鞋。”
她没等到沈阳解放。
林锋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司令员合上文件夹，没有再说战果的事。
“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二月底前完成休整补充，一月上旬开拔入关。”
他拿起指示棒，点在长城线上。
“目标：平津。”
会议室里响起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
司令员继续说：“总部已经批准了特种作战旅扩编方案。林锋。”
林锋站起身。
“你那个旅，从即日起正式扩编为东北野战军直属特种作战纵队，你任司令员，陈启明任参谋长。”司令员看着他，“兵力补充至四千人，装备优先配给。明年入关作战，你们纵队负责全军先遣侦察和重大目标破袭任务。”
林锋立正。
“是。”
司令员点点头，示意他坐下。
“各纵队任务分配下午由参谋长具体传达。”他说，“现在，谁还有问题？”
没有人举手。
“散会。”
指挥员们陆续起身。椅子挪动声、脚步声、压低的交谈声渐渐充满了会议室。有人走到地图前仔细看那些已经作废的敌我态势标注，有人聚在一起低声讨论补充兵员的事，有人掏出烟盒互相递了一圈。
林锋没有动。
周大海站在他身后，也没有动。
司令员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路过林锋身边时停了一下。
“阵亡名录，”他说，“总部政治部看过了。写得很好。”
林锋抬头。
“他们问，能不能把‘夜莺’顾小莺那封没寄出去的信，节选一部分登在《东北前线》报上。”
林锋沉默了几秒。
“可以。”他说。
司令员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走出会议室，走廊里传来和参谋长低声交谈的声音，越来越远。
林锋站起身。
周大海跟在身后，走了几步，忽然开口。
“旅长——不，司令员。”
林锋没回头。
周大海顿了顿。
“晚上我们去看看老胡他们吧。”
林锋停住脚步。
“好。”他说。
上午十时，沈阳站货场
李文斌站在站台上，看着工兵连的人把最后一箱设备吊进货厢。
这是从兵工厂拆运的第三批高精度机床。昨天凌晨到今天上午，军工部的人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能搬动的、有价值的所有设备都清点、编号、装箱、起运。目的地是哈尔滨，那里有东北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老周站在旁边，手里攥着那叠发货运单，有些舍不得。
“李同志，那台龙门铣非得现在运走吗？咱们厂里刚把它装好……”
李文斌看了他一眼。
“老周，那台铣床加工炮管膛线的精度，整个东北找不出第二台。哈尔滨那边的炮弹厂，现在一个月产能三千发，有了这台铣床，下个月就能翻一番。”
老周不说话了。
李文斌把目光转回车厢。工兵们正在用木方固定设备箱，钢丝绳勒进手掌，没人喊疼。
“老周，”他说，“机器是你的命，这话我信。但命不在一台机器上，命在咱们能造多少炮弹、打多少胜仗上。等平津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你要多少台龙门铣，国家给你造多少台。”
老周沉默了很久。
“李同志，”他低声说，“您说，全国解放还得多久？”
李文斌没回答。
他望着那列装满设备、即将驶向北方的列车，望着站台上往来穿梭的军人和工人，望着远处沈阳城渐渐升起的炊烟。
“快了吧。”他说。
上午十一时，铁西发电厂
孙德胜最后一次检查完主控室的全部仪表，把值班日志翻到新的一页。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天气晴，室外温度零下三摄氏度。一号机组运行正常，二号机组运行正常。今日发电量预计可达昨日百分之一百一十。”
他写完，把钢笔插回胸袋，合上日志。
陈树人站在操作台另一侧，没有说话。
“陈工。”孙德胜说，“交接手续在军管会，下午两点。”
“我知道。”
“以后这厂子就归你管了。”
陈树人看着他。
“你呢？”
孙德胜没有回答。他把值班日志放进柜子，锁好，钥匙放在柜顶最显眼的位置。
“我犯过罪。”他说，“民国二十九年，日本人要扩建电厂，我签了字。民国三十五年，国民党要我给城防司令部供电网图，我交了。前天我还差点亲手炸了这座厂。”
他顿了顿。
“两条人命，一笔糊涂账，够毙我三回的。”
陈树人没有说话。
孙德胜把工作服的扣子一颗一颗解开，脱下，叠好，放在椅子上。
“但昨天我想通了。”他说，“毙了我，电厂不会多发一度电。留着我这双手，至少还能修三年锅炉。”
他转身，看着陈树人。
“三年后，该还的债我还清了，是杀是剐，我听政府发落。”
陈树人伸出手。
“三年太长。”他说，“你先把锅炉房的汽轮机修好。那台机器哼哼了两个月，我听着难受。”
孙德胜愣了一下。
然后他握住那只手。
两只手都布满老茧，都是三十二年前第一次摸到扳手时留下的印记，都曾经在这座电厂无数个夜晚并肩作战。
“下午两点。”孙德胜说。
“下午两点。”陈树人说。
下午一时，机床厂食堂
刘永昌没有去打饭。
他坐在三号车间门口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那本翻烂了的设备账册。阳光很好，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账册发黄的纸页上。
老王头端着一碗饭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刘师傅，您还没吃。”
刘永昌没抬头。
“不饿。”
老王头把饭碗放在他膝盖边，没有催促。
“陈师傅说，下午军工部的人来，要把零零三二的保养记录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