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教张远声认的第一个符号，不是任何复杂的图式，而是一条极细极浅的竖线。
“此符为‘一’。”老者的手指悬在石壁上方半寸，没有触碰那历经万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的刻痕，“不是数之始，是记一象。地动一次，刻一竖。水溢一次，亦刻一竖。山崩、兽瘟、大旱、霖雨——凡异象，皆以一竖起记。”
他的指尖缓缓右移，落在一排密集的竖线之后，那里有一道斜斜划过的短横：“此符为‘五’。五竖攒集，以横贯之，便为五数。此后依此类推，横贯二竖为十，三竖为十五，四竖为廿。”
张远声没有插话，只是凝神细看。那些在他眼中曾经混沌一片的古老刻痕，此刻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串起，渐渐显现出秩序。他看见一组组竖线被短横分隔，如同账簿上的五入成码，整齐，严谨，一目了然。
“这套记数之法，”他轻声道，“与我家乡市井商贾所用的‘苏州码子’，颇有几分相似。”
罗广微微一怔，随即颔首：“商贾记数之法，源出算筹。算筹之形，自古有之。而龙门记数之法，自万年前便如此刻——未必是同源，或许是同需。”
他顿了顿：“需记之事太多，必须简便。”
张远声看着那一壁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刻痕，忽然理解了“太多”二字的重量。
罗广没有继续往下教。他走到石室另一侧，那里有一块平整的石台，台上放着几件简陋器物：一盏陶灯，灯油早干；一卷摊开的麻纸，纸边磨损；还有几支削好的炭笔，长短不一，笔尖俱秃。
老者拿起其中一支，在指间轻轻转动。
“万历四十七年，先师祖卧床弥留。老夫那年十七岁，随侍榻前。”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语，“先师祖已不能执笔，便以指蘸水，在榻沿木板上画了三个符。”
“‘水脉将西移，龙门水温当降三分。尔后十年，记其数，校其差。’”
“‘南山樵径多生野韭，韭盛之年，地动必频。每岁立冬，遣人往观。’”
“‘勿与人争。争则败，败则守志不坚。’”
罗广放下炭笔，炭灰沾在他枯瘦的指尖，如墨。
“先师祖画完这三行符，便去了。老夫以刀代笔，将水渍的痕迹，重刻在这石室东壁。”
他指向石室深处一个角落，那里确实有一片较新的刻痕，线条的锋锐与周围的古老圆润截然不同。张远声走近，看见那三行符旁，还有一行略小的、明显是后来补刻的字迹：
“万历四十八年，水温降二分七，差三分。
天启五年，水温降二分四，差六分。
崇祯七年，水温降一分九，差十一分。
崇祯十三年，水温降一分二，差十八分。
西移之势，缓于先师所料。然每岁必降，不曾逆转。”
那“差”字后面数字逐年增大，如同一道缓缓拉开的弓弦，绷了近三十年，至今仍在张着。
张远声凝视良久。
“这近三十年，”他轻声道，“你们每年都在记，每年都在校正，每年都发现——先师祖当年临终的预判，与现实仍有偏差。”
“是。”罗广没有回避，“不是先师祖算错了。是这山的变化，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线。有时快，有时慢，有时停顿数年不进一寸，有时一夜之间，地下河道便改走新途。”
他的声音平淡，听不出失落，也听不出怨尤。
“龙门守者，不是神仙，不能预知未来。我们只是记下过去，记下现在，然后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未来变成新的过去。”罗广看着壁上那逐年增大的“差”字，目光平静如水，“然后继续记下它。”
石室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年轻的守山者探进半个身子，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罗广点头，转向张远声：“你的人送来了一些东西。”
张远声随他走出洞口。
乱石坡上，郭六斤正带着几个忠义军士卒，将成捆的干草、两袋粟米、一坛盐，以及几捆劈好的柴薪，轻轻码放在洞口背风处。他们没有进洞，甚至没有踏入那片被守山者视为“内围”的区域，只是将物资整齐地堆在边界，便默默退后几步。
一个守山者的伤兵，右臂裹着血迹干涸的粗布，正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堆粟米。他约莫二十出头，面黄肌瘦，颧骨凸起，嘴唇因久渴而皲裂。但他没有立刻去碰那粮袋，只是频频望向罗广。
罗广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