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李静眼睛亮了。
“第一，严查校外培训机构，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资本化运作。第二，改革学校评价体系，淡化分数排名，重视全面发展。第三，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好学校，家长就不用拼命择校了。”林杰顿了顿，“但这些需要时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我能做什么？”李静问。
“先把自己的病治好。”林杰说，“您是妈妈，您健康了，孩子才能健康。少看家长群，少跟别人比较，多陪孩子做点跟学习无关的事——踢球、看书、逛公园。您敢不敢试试？”
李静犹豫着：“可是……要是落后了怎么办？”
“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林杰说，“您现在把孩子的精力和兴趣都耗尽了，他后面怎么办？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比分数重要得多。”
李静沉默了很久，最后点点头：“我试试。”
离开医院时，已经十一点了。
车上，林杰对许长明说：“通知教育部，下午两点开双减工作推进会。把各省教育厅长都叫来，我要听听真实情况。”
“好的。另外，”许长明说，“上午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培训机构老板打来的，想约您见面。”
“见我干什么？”
“说是想‘汇报工作’，实际上是想探听政策风向。”许长明顿了顿，“有个老板直接说，他在北京有三十多家分校，员工两千多人。如果政策太严，可能会引发‘不稳定’。”
“威胁我？”林杰笑了，“告诉他，国家的教育政策，不会因为几个培训机构的利益就改变。该整改的整改，该关停的关停。”
下午两点，院第一会议室坐满了人。
各省教育厅长正襟危坐，桌上摆着汇报材料。
林杰走进来时，所有人都站起来。
“都坐。”林杰在主位坐下，“今天这个会，就一个主题，双减工作，到底减到位了没有？我要听实话，不要听成绩。”
会场安静了几秒。
江苏省教育厅长先开口：“林书记，我汇报一下我省情况。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取缔了三百多家违规培训机构，学校课后服务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但……但家长的焦虑情绪，确实还没有完全缓解。”
“为什么？”
“主要是升学压力还在。”厅长说，“中考、高考的指挥棒没变，家长就不敢放松。很多家长从明补转向暗补，请私教到家上课，费用更高，监管更难。”
浙江省教育厅长接着说：“我们也有类似问题。表面上培训机构少了，但实际上‘一对一’‘小班课’更火了。有的老师辞职做全职私教，一节课收费五百到一千，普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还有更隐蔽的。”北京市教委主任说，“有些机构转型做成长中心思维训练营，名义上是素质教育，实际上还是学科培训。家长心知肚明，但为了孩子，还是掏钱。”
问题一个个摆出来，越说越沉重。
林杰一直听着，没打断。
等所有人都说完，他开口：“大家说的都是实情。双减工作，我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深层次矛盾还没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
他顿了顿：“家长为什么焦虑？因为好学校就那么多，好大学就那么多。所有人都想挤进去，就产生了内卷。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堵，还要疏。”
“怎么疏？”有人问。
“第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林杰说，“不是建几所好学校就行了，是要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好学校。这需要时间，需要投入，但必须做。”
“第二，改革招生考试制度。”他继续说，“中考要淡化选拔功能，强化毕业功能。高考要探索多元录取，不能一考定终身。这些改革，教育部已经在研究方案。”
“第三，改变社会观念。”林杰环视会场，“这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完成的，需要宣传部门、媒体、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宣传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打破‘唯分数论’‘唯名校论’。”
会场里响起议论声。
教育部副部长刘振华开口：“林书记，您说的这些改革，方向是对的。但阻力会很大，特别是招生考试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
“我知道阻力大。”林杰说，“但再难也得改。不改，李静这样的妈妈会越来越多，周小雨这样的悲剧会不断重演。我们是办教育的，不是办竞技场的。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不是淘汰。”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我今天上午去医院看了一位母亲，重度抑郁。她儿子十岁，每周上课外班二十五小时。我问孩子累不累，他说‘喘不过气’。这样的教育，我们还要继续吗？”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从今天起，‘双减’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林杰转过身，“重点从治标转向治本。各省要拿出具体方案，怎么扩大优质资源，怎么改革评价体系，怎么引导社会观念。一个月后，我要看到方案。”
散会后，林杰回到办公室。刚坐下，红色保密电话就响了。
是陈领导。
“林杰，下午的会我听说开得不错。”陈领导说，“但你要知道，改革招生考试制度，这是动根本的大事。会有很多人反对，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学生家长。”
“我知道。”林杰说，“但陈领导，您见过那个十岁的孩子吗？他看着我说‘喘不过气’。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改革，下一代人就会被压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得对。”陈领导说，“我支持你。但改革要稳妥，要试点，不能一刀切。可以先选几个省试点，取得经验再推广。”
“我打算选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市试点。”林杰说，“他们在教育改革方面有基础，社会接受度相对高一些。”
“好。”陈领导顿了顿，“另外，培训机构那边，你要注意方式。确实有些机构规模很大，涉及就业问题。整顿要有序，不能引发社会问题。”
“我明白。会设置过渡期，引导转型。”
挂了电话，已经下午五点了。
林杰让许长明把今天的会议记录整理出来。
刚准备下班，小赵敲门进来。
“林书记，有访客。”
“谁？”
“几位家长代表，自发组织的。说想跟您反映‘双减’后的真实情况。”小赵低声说，“我看了名单，有大学教授，有企业高管，也有普通工人。他们说等了一下午了。”
林杰想了想：“请他们到小会议室，我马上过去。”
小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年龄都在三四十岁。看见林杰进来，都站起来。
“大家坐。”林杰在主位坐下，“今天时间有限，每人五分钟，说最核心的问题。”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先开口：“林书记，我是大学老师，儿子上初一。‘双减’后学校作业确实少了，但考试难度没降。家长更焦虑了，因为不知道孩子学得怎么样。我建议，能不能公开教学进度和评价标准，让家长心里有底？”
一个中年妇女说：“我是公司职员，女儿五年级。学校课后服务是有了，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就是看孩子写作业，有的组织兴趣活动。能不能统一标准，提高质量？”
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站起来，有些拘谨的说：“林书记，我是焊工，儿子三年级。我们夫妻都上班，没时间管孩子。以前有培训班，贵是贵，但至少有人管。现在培训班没了，孩子放学回家没人管，就看电视玩手机。我们愁死了。”
问题一个个提出来，都很具体，都很现实。
林杰认真听着，记了满满两页纸。
最后，一个年轻妈妈红着眼睛说：“林书记，我叫刘婷，跟早上的李静一样，也是‘海淀妈妈’。我女儿八岁，已经在上奥数和英语了。我知道她累，知道不该这么小就逼她。但我怕啊，怕她现在快乐了，将来痛苦。这种矛盾，天天折磨我。”
林杰看着她：“刘女士，如果现在告诉你，将来中考、高考会改革，不再‘唯分数’，你会不会轻松一点？”
“会一点，但不够。”刘婷说，“除非真的改了，除非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也不那么拼了，我才敢放松。”
林杰点点头：“我明白了。”
送走家长代表，已经晚上七点。
林杰没回家，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刚才的记录。
家长们的焦虑，根源在于对未来的不确定。
他们像在黑暗中赛跑，不知道终点在哪，不知道别人跑多快，只能拼命跑。
要打破这种状态，就要把灯打开——让教育评价标准更清晰，让升学路径更多元，让成功定义更宽泛。
他拿起笔，开始起草一份关于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意见。
刚写了个开头，儿子发来了信息。
“爸，今天跟那个十六岁女孩又聊了一次。她说战争前，她梦想当医生。现在梦想是活下去。爸，我突然觉得，国内的孩子虽然压力大，但至少还有梦想的权利。这已经很宝贵了。”
林杰回复：“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这种权利。让每个孩子，都能安心地做梦，勇敢地追梦。”
放下手机，他继续写。
电话突然响了，是许长明。
“林书记，刚收到消息。上海那边有个培训机构老板，组织了一百多个家长，明天要去市教育局反映情况，说双减政策一刀切，影响孩子学习。”
林杰放下笔：“具体什么情况？”
“那个机构叫英才教育，在上海有二十多个教学点。这次整顿中，有六个点因为违规被关停。老板煽动家长，说‘政府不让孩子补课，就是断孩子前程’。”
“知道了。”林杰说，“通知上海方面，依法处理。该关停的机构必须关停，但要做好家长工作，解释政策。同时，要加强对合法培训机构的服务引导，帮助他们转型。”
“好的。还有，”许长明顿了顿，“那个老板扬言，如果上海解决不了，他就带家长来北京。”
林杰沉默了几秒。
“那就让他来。”他说，“我正好想听听，这些培训机构老板，还有什么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