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记，这个任务......”哈尔滨市长欲言又止。
“太重了？完不成？”林杰看着他，“完不成可以提出来，我换能完成的人来干。中国不缺想当市长的人，但缺能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市长。”
这话说得毫不客气。
六个市长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说难处。
“当然，中央不会只压任务不给支持。”林杰语气缓和了一些，“财政部正在研究设立学前教育专项补助资金，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倾斜。住建部、自然资源部也会出台配套政策，简化审批流程，保障用地供给。但前提是，你们自己要动起来。”
他顿了顿：“一个月后，我会派人下去督查。到时候，我要看到每个城市的具体行动方案，要看到项目清单，要看到时间表，要看到责任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进展。”
视频会议结束。
林杰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许长明端来一杯茶：“林书记，您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那几个市长......”
“不重他们不当回事。”林杰喝了口茶，“这些地方官，我太了解了。你跟他好好说话，他跟你打哈哈。你把刀架在脖子上，他才能跑起来。”
“可是三年补建所有欠账，这个任务确实很难。”
“难也得做。”林杰说，“我们这一代人欠的账，不能留给下一代。否则等那些孩子长大了，他们会问——你们当年在干什么？为什么连个幼儿园都建不起来？我们怎么回答？说财政困难？说开发商难缠？这些理由，老百姓不会买账的。”
儿子林念苏打来电话。
“爸，刚才的会开得怎么样？那几个市长服软了吗？”
“表面服了，心里怎么想还不知道。”林杰说，“你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还真有。”林念苏压低声音，“我有个同学在保监局工作，他说最近有几家保险公司在推一种新险种，叫‘教育用地调整风险险’。专门给开发商买的，保费很高，但保额更大。什么意思您明白吧？”
林杰的眼神冷了下来：“开发商怕我们追缴土地差价，所以买保险？”
“对。而且不是小打小闹，是几家大房企联合投保，总保额据说超过一百亿。”林念苏说，“更蹊跷的是，这家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是某个退休老领导的儿子。”
“哪个老领导？”
“姓李，原来在住建系统工作，退休前是副部长。”
林杰想起来了。
李副部长，三年前退休的，退休前分管规划审批。
在位时，以敢于创新、支持地方发展着称，批了不少有争议的项目。
“保险公司叫什么名字？”
“中盛保险，总部在上海。”
“好，我知道了。”林杰挂了电话，对许长明说，“通知银保监会，查一下中盛保险的教育用地调整风险险。我要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个产品，谁批准的，谁在买，保额多少。”
许长明记下：“另外，刚收到消息，保定世纪花园的开发商老板，昨天从境外回来了。”
“回来了？”林杰有些意外，“不是跑路了吗？”
“据说是主动回来的，还带着律师。说是要配合政府解决问题。”
“这么配合？”林杰笑了，“恐怕是听到风声，知道躲不过去了，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还有一件事。”许长明犹豫了一下，“李副部长的秘书，刚才打来电话，说老领导想请您吃个饭，时间地点您定。”
“鸿门宴啊。”林杰摇摇头，“回复他，就说我最近忙，等空了一定去拜访老领导。至于吃饭，就不必了。”
“这样回绝，会不会......”
“会不会得罪人？”林杰替他把话说完，“得罪就得罪吧。我要是怕得罪人，就不会查这个案子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车流如织，城市的脉搏在跳动。
“长明，你说那些开发商，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调整教育用地？为什么敢挪用预收的学费？为什么敢在出事后买天价保险？”
许长明想了想：“因为利润太大，风险太小。”
“对。”林杰点头，“一块地，改个用途，就能多赚几个亿。出事了，交点罚款，或者像现在这样，买份保险，就万事大吉。这么划算的买卖，谁不做？”
他转过身：“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抓一两个开发商，罚一两笔钱。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让违规的成本高到他们承受不起，让守法的收益大于违法。”
“怎么改？”
“第一，提高罚款标准。挪用一块教育用地，罚出让价的三倍、五倍，罚到他倾家荡产。第二，建立终身追责制。谁签的字，谁做的决定，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人走到哪里，都要负责。第三，引入公益诉讼。老百姓可以联合起来，起诉违规的开发商和政府，要求赔偿。”
林杰说得很快，显然这些想法在他脑子里酝酿很久了。
“但这需要修改法律。”许长明说。
“那就修法。”林杰说得干脆，“人大那边，我去沟通。这个领域的法律漏洞，必须补上。”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探进头：“林书记，有位老同志在接待室等您，说是您的老朋友。”
“谁？”
“他说他姓李，原住建部的。”
林杰和许长明对视一眼。
说曹操，曹操就到。
“请他进来吧。”林杰说，“正好，我也想见见这位李副部长。”
五分钟后，一个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走进办公室。
他穿着中山装，手里拄着拐杖，走路却稳当得很。
“林书记，打扰了。”老人笑呵呵地说，“不请自来，还望见谅。”
“李部长客气了，请坐。”林杰起身相迎，“您是老领导，应该我去拜访您才对。”
“不敢当不敢当。”李副部长在沙发上坐下，“你现在是院领导，日理万机，我哪敢让你跑。”
两人寒暄了几句，李副部长切入正题。
“林书记，我听说你在查教育用地调整的事？”他问得很直接。
“是。”林杰也不绕弯子，“过去十年，全国调整了九万八千亩教育用地，少建了两万两千所幼儿园。这个窟窿太大，必须补上。”
“是该查。”李副部长点头，“不过林书记，有些情况你可能不了解。当年那些调整，都是有特殊背景的。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地方财政困难，需要土地出让收入来稳增长、保就业。又比如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功能布局需要优化调整。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违规’问题。”
“我理解当时的背景。”林杰说，“但背景不能成为理由。教育用地是红线，这条线划在那里，就是要守住的。今天以这个理由调整一点，明天以那个理由调整一点，红线就成了虚线，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李副部长的笑容淡了一些：“林书记说得对。不过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更柔和的方式？比如，对过去的调整，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是不是可以从宽处理？对开发商，只要愿意补建或者补缴费用的，是不是可以给条出路？毕竟，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大局。”
“李部长，”林杰看着他，“您说的严重后果指的是什么？一个孩子上不了幼儿园，对一个家庭来说，算不算严重后果？一百个孩子上不了，算不算？一万个呢？”
李副部长沉默了。
“至于开发商，”林杰继续说，“他们违规获利的时候，可没想过给老百姓出路。现在要他们承担责任，就要给出路了？这不公平。”
“那你打算怎么做？”李副部长的语气冷了下来。
“依法依规做。”林杰说，“该补建的补建，该补缴的补缴，该追责的追责。不管涉及到谁，不管过去多少年，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
两人对视着，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过了很久，李副部长站起来。
“林书记，你还年轻，有冲劲，是好事。”他说，“但官场有官场的规矩，做事要讲方式方法。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我儿子在中盛保险工作，就是那个推出教育用地调整风险险的公司。他说这个产品很受开发商欢迎，已经卖出去几十亿的保额了。你说，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心虚。”林杰回答得很快。
李副部长笑了笑，没再说话，拄着拐杖走了。
门关上后，许长明低声说：“林书记，他这是威胁。”
“我知道。”林杰走到窗前，看着李副部长走出大楼，上了车。
车子驶离，消失在车流中。
“几十亿的保额......”林杰喃喃道，“他们以为买了保险，就安全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他转过身下令：“通知银保监会，立刻叫停这个保险产品。已经卖出去的，全部清退。理由就是保险不能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伞。”
“那李副部长那边......”
“按程序办。”林杰说，“如果他儿子有问题，该查查，该办办。老领导的面子要给，但法律的尊严更要维护。”
许长明记下，又问：“那六个城市的市长，您真打算让他们立军令状？”
“当然。”林杰说，“不仅要立，还要公示。把他们的承诺发到网上，让老百姓监督。完不成，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全国教育用地调整统计表。
九万八千亩，两万两千所。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孩子们的笑脸，都是家长们的期盼。
“这场仗，才刚刚开始。”林杰轻声说。
窗外，天色渐暗。
但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那些被触及利益的人，也正在某个豪华会所的包厢里，端着酒杯，商量着下一步的对策。
保险被叫停了，军令状要立了，追责要开始了。
他们会甘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