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十三年夏，苏州城隍庙前，数百名百姓举着火把，高喊“还我土地！还我血汗钱！”为首的黄衣道士挥舞桃木剑，声称“城隍爷显灵，要百姓献祭童男童女才能消灾”。知府带兵赶到时，庙内已设好祭坛，几名农妇抱着孩子哭嚎，场面一片混乱。这场“淫祀闹剧”，成为李昊下决心整顿宗教民俗的导火索。
“淫祀”即不合礼制的过度祭祀，包括地方巫术、淫祠崇拜、奢靡丧祭等。自前明以来，江南淫祀泛滥：有的村庄为求雨，将活人绑在龙王像前暴晒；有的富户办丧事，请僧道做“水陆道场”七日，耗银千两；更有甚者，假托“观音转世”骗财害命，百姓倾家荡产仍执迷不悟。
李昊在御书房翻着各地呈报的“淫祀案例”，怒不可遏：“一县之税不过万两，一桩淫祀就耗去十之二三！百姓省吃俭用求神拜佛，却不知真正的‘神’，是自己的双手！”系统适时提示：“宿主推进‘文化认同重塑’，需清除‘淫祀’对民智的侵蚀。完成‘宗教民俗整顿’，可解锁‘社会资源优化’（减少10%非生产性支出）。”
六月初六，李昊下旨《禁淫祀令》，明确“三禁三改”：
禁淫祠：拆除未经朝廷册封的“野庙”（如“五通神祠”“狐仙庙”），没收庙产充公；
禁巫术：严禁“跳大神”“驱鬼符”等骗术，违者以“谋财害命罪”论处；
禁奢祭：规定婚丧嫁娶祭祀费用上限（婚宴不得超十桌，丧祭不得超三日），违者罚银充公；
改佛寺为义学：无僧人或僧人不足十人的小寺，改为“蒙学堂”或“经学堂”，招收贫苦子弟；
改道观为医馆：有田产的道观，拨出一半房屋设“惠民医馆”，聘请郎中坐诊，药价减半；
改淫祀场所为公所：原淫祀庙宇改为“乡约所”，由里正主持宣讲《昭武律》和农业技术。
为示决心，李昊命刑部侍郎周文山为“宗教整顿钦差”，率五百兵丁赴江南督办。周文山到苏州后，先查封城隍庙，将黄衣道士逮捕审讯，查明其勾结地痞，以“消灾”为名勒索百姓三千两白银。李昊下旨“斩立决”，并当众烧毁庙中“神像”和“祭文”，百姓拍手称快。
南京大报恩寺曾是前明皇家寺院，后毁于战火，仅存断壁残垣。周文山依《禁淫祀令》，将其改建为“昭武义学”，设蒙学、经学两部，招生三百人。开学当日，李昊亲临剪彩，见课堂里书声琅琅，孩子们用《昭武教科书》学习“格物”知识，不禁感叹：“昔日香火缭绕之地，如今书声琅琅，这才是佛门本该有的‘普度众生’！”
杭州灵隐寺改为“惠民医馆”后，招募了二十名游方郎中，其中不乏被佛寺“度化”的落魄医生。医馆设内科、外科、妇科，免费为贫民诊病，药费凭“良民证”减免。开诊三月，治愈病人五千余人，有老农提着鸡蛋来感谢：“我儿子腿摔断了，请不起大夫，多亏医馆的先生用夹板接好，没落下残疾！”
整顿并非一帆风顺。镇江金山寺住持玄慈法师联合十余名高僧，联名上书称“毁寺灭佛，违背天理”。李昊召见玄慈，反问：“法师可知金山寺有多少田产？每年收租多少？”玄慈答：“寺有良田千顷，年收租万石。”李昊冷笑：“这些田地本属百姓，却被寺院兼并百年！朕改寺为学，是让田地回归百姓，让子弟读书明理，岂是‘灭佛’？”
他当场下旨：保留金山寺主体建筑，拨出一半田产设“僧伽义学”，让僧人学习《论语》《孟子》，合格者可为僧侣学校教师；其余田产分给附近佃农。玄慈无言以对，只得遵旨。
士绅阶层的阻力更大。常州士绅张员外联合宗族，声称“改祠堂为乡约所”是“亵渎祖先”。沈墨亲自拜访，拿出《昭武礼仪志》草案：“祠堂祭祖乃孝道，乡约所宣讲孝道、传授农技，二者并行不悖。张员外若肯带头捐田助学，本官可在祠堂旁另建‘昭武宗祠’，供奉历代先贤。”张员外见官府让步，又想到“捐田可抵赋税”，只得应允。
“系统提示：宿主完成“宗教整顿第一阶段”，拆除淫祠200座，改寺观为义学50所、医馆30所，减少非生产性支出120万两。民心值+15%（当前533%），解锁成就“移风易俗”。注意：部分僧侣转入地下传教，需持续监控。”
夏末，江南街头再也看不到“跳大神”的巫婆，取而代之的是义学的教书先生、医馆的郎中。百姓议论纷纷：“以前求神拜佛花冤枉钱，现在让孩子读书、看病便宜，这才是真菩萨！”李昊望着案头的各地捷报，对沈墨说：“下一步，该收拾那些‘剃发易服’的残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