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眼前这个蹲下来的女人。那双沉静的红眸，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没有居高临下的“我理解你”。
只是问。
旁边那个黑发青年也站着。他没有看这里，而是微微侧身，将半个身子朝向街道的方向，像一堵沉默的墙，挡住那些偶尔路过的目光。
她张了张嘴。
想说“不关你们的事”。想说“我挺好的”。
想说那些说了无数遍的，用来挡住所有关心的套话。
但那些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沉默。
长久的沉默。
夕阳的光线从侧面斜照过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身后的围墙上，交叠在一起，像一幅静止的画。
然后——
她低下头。
肩膀开始颤抖。
很小幅度的颤抖。
不是嚎啕大哭前的剧烈起伏，而是拼命压制的，试图把所有情绪都闷在胸腔里的颤抖。
她的脸埋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只能看见她死死咬住下唇，咬到泛白。
星见雅没有说话。
她也没有动。
她就蹲在那里，安静地等。
云澈依旧站着，背对着她们。他的目光扫过偶尔路过的行人，确保没有任何多余的目光落在这里。
但脑海里，那些念头还在转。
他想起了旧厂区报告里的一段证词。
一个中年男人，在废墟前接受采访时说：
“我就想问问他们，我们这些人，到底算什么？算数字吗？算成本吗？算可以牺牲的代价吗？”
采访没有播完。后续被剪掉了。
但他记住了那句话。
“算可以牺牲的代价吗？”
她呢？她算什么？
一个为了弟弟拼尽全力的姐姐。一个被公司随意裁掉的员工。
一个每天睡四个小时，从早撑到晚的普通人。
她算什么？
云澈不知道答案。
但他知道，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公道”，那它至少应该让这样的人生，不至于这么苦。
不知过了多久。
她的声音从低垂的头颅下传出来。
闷闷的，哑哑的，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无数遍之后残留的最后一点力气：
“今天……医院又来催款了。”
她抬起手，想擦眼睛，却发现手还在抖。
于是放下，握紧，继续抖。
“我弟弟的康复治疗，一个疗程八千。不能断，断了就要重新来。”
她的声音开始发飘。
“我之前打工攒的那些，上个月就花完了。仲裁那边说流程还要走，公司那边拖着不给，我能怎么办？我能……”
她深吸一口气，声音开始破音：
“我能怎么办啊……”
她抬起头。
眼眶通红，但没有哭。
那种拼命憋着、硬撑着不哭的表情，比大哭更让人难受。整张脸都因为用力而微微扭曲，下唇被咬出一排深深的齿印，眼眶里的水光拼命打转，就是不肯落下来。
“我不是没努力。”
她的声音开始拔高，带着压不住的颤抖。
“我每天睡四个小时，白天摆摊，晚上接零工，帮人打字、做表格、代写文案。能接的都接。可这些能赚多少？一个晚上五十、八十，够干什么？够买两盒药？”
她的手开始发抖，越抖越厉害。
“那些……那些x东西。”
声音从颤抖变成撕裂。
“公司里那些领导，明明知道裁员不给赔偿是违法的，明明知道赔偿金该给，就是拖着。
就是拖着！他们办公室里开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讨论怎么‘优化成本结构’，讨论怎么‘降低人力成本’——”
她猛地站起来。
小马扎被带倒，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她站在夕阳里，浑身发抖，眼眶里的水光终于滚落下来一颗，但她立刻用手背狠狠擦掉。
“而我在医院走廊里，等着交费窗口的号，等着看我弟弟会不会因为没钱被停药！我弟弟才十七岁！他躺在床上动不了，每天问我‘姐，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我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他！”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
云澈微微侧身，用眼神挡住那些好奇的目光。
有几个摊主往这边看了一眼，触及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默默转回头去。
“凭什么？凭什么啊？”
她的声音从撕裂变成沙哑的，破碎的嘶喊。
“我就是想好好活着，想让我弟弟活着，这很难吗？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今天要赚多少钱，要交多少钱，还差多少钱。晚上闭上眼，全是那些账单，那些数字，那些……那些根本填不完的窟窿！”
她捂住脸。
肩膀剧烈颤抖，依然没有声音。
那种把哭声硬生生吞回去的、无声的崩溃。
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像风中的枯叶，但喉咙里就是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压抑到极致的、断断续续的抽气声，从指缝里漏出来。
云澈看着那个蜷缩的背影，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
一盏昏黄的油灯。
一张铺着纸的旧木桌。
一只手，握着笔，悬在纸上空，长久地停顿。
笔尖凝聚着一滴浓黑的墨，将落未落。
那种沉重的、压抑的、仿佛承载了无数未竟之事的静止……
和眼前这个颤抖的背影，忽然重叠了。
他说不清为什么。
但那滴始终没有落下的墨，和这些始终没有哭出来的眼泪，好像来自同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什么？
他不知道。
很久。
很久。
她放下手，垂着头，浑身力气像被抽空了一样，跌坐回马扎上。
那个被带倒的马扎歪在一旁，她也没去扶，就那么半坐半靠在墙根。
然后，她的声音从低垂的头颅下传出来。
沙哑，破碎，像被揉烂了又勉强拼起来的纸：
“这生活……太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