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下午，沈墨的父母要乘高铁回北京。
这是他们家的惯例——除夕前一天到上海，初一吃完午饭离开，不多不少，刚好完整度过节日，又不至于让彼此因相处太久而疲惫。像一场精确计算过的仪式，每个环节都有既定程序。
上午十点，沈墨开车带父母去外滩转转。母亲穿了件深紫色的羊绒大衣，配珍珠项链，头发一丝不苟地挽着。父亲则是标准的深色西装，外面套了件黑色羽绒服。两人站在外滩的栏杆边，看着对岸陆家嘴的建筑群，表情平静得像在看一幅画。
“上海变化真大。”母亲说，“上次来，那边还在建。”
“五年了。”沈墨站在母亲身侧半步的位置，“那边是新起的金融大厦。”
“你办公室在附近？”
“在徐汇，老房子里。”
母亲点点头，没再问。她习惯不深究儿子的生活细节，觉得那是尊重。父亲则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说要发朋友圈——这也是惯例，证明他们来看过儿子了。
中午吃饭选了家本帮菜馆，包厢安静，窗外能看到苏州河。点菜时母亲说“你点吧，我们随意”，父亲补充“清淡些就行”。沈墨按他们的口味点了清蒸鱼、白灼菜心、鸡汤煨豆腐，再加一份小笼包。
等菜时，母亲问起工作：“你那个香氛品牌，进展如何？”
“还可以。”沈墨简单说了方所的合作，“节后签合同。”
“王小姐呢？她能力怎么样？”
“很好。”沈墨回答得客观，“对气味敏感，懂消费者心理，执行力强。”
“那就好。”母亲端起茶杯，“合作伙伴要找靠谱的。你以前投的那些项目，有些就是合伙人出问题。”
“我知道。”
菜上来了。吃饭时话题转到其他领域——父亲说起他最近在读的一本经济史，母亲聊到朋友的孩子申请美国大学的事。沈墨听着，偶尔回应，态度礼貌但不过分热络。
这种相处模式他们已经维持了很多年。沈墨记得小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父母还会过问他的成绩，参加家长会，为他规划未来。直到他考上清华，去了斯坦福，进了投行，一步步走出他们熟悉的轨道后，关系就慢慢变成了这样——互相尊重，保持距离，不过多干涉。
像三颗独立运转的行星，各有轨道，偶尔交会，但不会碰撞。
饭后送父母去高铁站。候车室里，母亲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个，你拿着。”
沈墨接过，不用看也知道里面是钱。每年如此。
“不用，我够用。”
“拿着。”母亲语气温和但不容拒绝，“过年总要给点压岁钱，不管多大都是孩子。”
父亲在旁边说：“你妈给你就拿着。”
沈墨没再推辞，把信封放进口袋：“谢谢爸妈。”
“注意身体。”母亲看着他，“别总熬夜。上次见你，眼底有血丝。”
“知道了。”
广播通知开始检票。父母起身，沈墨送他们到检票口。临别时，母亲拍了拍他的手臂：“有空回北京看看。”
“好。”
目送父母走进通道，直到看不见背影，沈墨才转身离开。
回市区的路上，他打开收音机，正好在播财经新闻。主持人分析着节后股市走势，用词专业，数据详实。沈墨听着，思绪却飘到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