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搬家时，那些杂物被当作废品卖了。时间大约是1970年代末。”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秦建国不愿放弃：“卖到哪里了？废品站？旧货市场？”
“顾教授说，当时是街道统一收废品，可能送到区废品收购站了。但这么多年过去，哪里去找？”
秦建国思考片刻：“如果铜盘是铜制的，可能被当作废铜回收，熔掉了。但如果收废品的人识货，可能会留下当古董卖。南京的旧货市场……”
“朝天宫、夫子庙，那些地方有可能。”林文渊接话，“但大海捞针。”
“不一定。”秦建国有了思路，“如果铜盘真的流转到旧货市场，可能会被收藏家买走。铜制星图仪不算热门藏品，但如果有特殊图案，可能会引起注意。我们可以发寻物信息，在收藏圈子里问问。”
两人说做就做。秦建国在文物修复师的圈子，林文渊在建筑史和科技史的圈子，分别发布信息：寻找民国时期的铜制星图投影仪，描述大致特征。信息通过邮件、专业论坛、微信群扩散。
起初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正当他们以为希望渺茫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
来电者是苏州的一位老收藏家，姓吴，专收古代科学仪器。他在朋友圈看到信息，想起自己二十多年前在南京朝天宫市场买过一件“奇怪的铜盘”。
“是个黄铜圆盘，直径大概十五厘米，厚一厘米左右。”吴老在电话中描述，“一面刻着星图，不是常见的星宿，就是简单的点。另一面是放射状的线。最特别的是，盘边缘有七个卡口，可以装上七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片。我当时觉得有趣，就买下了，一直放在库里。”
秦建国和林文渊立即赶往苏州。在吴老的工作室里，他们见到了那个铜盘。
铜盘保存完好，星图刻痕清晰。与窗棂星图对比，图案基本一致，但比例不同：窗棂上的点是固定的，铜盘上的点则是小凹坑，可以嵌入细小的发光材料（可能是夜光粉）。七个卡口上还保留着三片彩色玻璃：红、黄、蓝，其他四片遗失。
“玻璃片是滤镜。”秦建国仔细观察，“转动圆盘，让不同的玻璃片对准光源，可以投射出不同颜色的星图。七色，对应周家系统的七色光。”
林文渊用强光手电透过红色玻璃片照射铜盘，在墙上投出红色星点。“如果七片齐全，可以投射完整的七色星图。但投影的目的是什么？”
秦建国想起顾老先生日记：“投影可对应金陵七处。”他将铜盘放在南京老地图上，调整角度，让星点投影与已知的七个点位置对应。当红色天枢星投影落在第一个点（图书馆）位置时，其他星点的投影也大致落在相应位置。
“但只是大致对应，不够精确。”林文渊测量着偏差。
秦建国注意到铜盘背面放射状线的末端，有极小的刻度。他调整光源角度，让光线以特定倾角照射铜盘，这时，星点投影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与七个点精确重合。
“需要特定角度的光源！”他恍然大悟，“就像周家系统需要特定角度的月光。铜盘是‘阴系统’的便携工具，可以在任何有光源的地方使用，但必须调整到正确角度。”
而这个“正确角度”，很可能与南京的地理纬度有关。秦建国计算南京的纬度（约32度），调整光源倾角。当倾角为32度时，星点投影与七个点完全重合。
“纬度角！”林文渊兴奋道，“简单而精妙。不需要复杂计算，只要知道当地纬度，调整光源角度，就能精确定位。”
但七个点找到了，然后呢？每个点应该对应什么？铜盘上没有更多提示。
秦建国再次研究铜盘本身。在放大镜下，他发现每个星点凹坑的底部，有更小的刻痕：不是数字，而是八卦符号。天枢对应“乾”，天璇对应“兑”，天玑“离”，天权“震”，玉衡“巽”，开阳“坎”，摇光“艮”。
“八卦方位……”他思考着，“如果星点是地理位置，那么八卦就是属性或指示。比如‘乾’为天，为首，可能表示主藏点；‘艮’为山，为止，可能表示终点或入口。”
这个发现与周维明管道系统的“艮”位对应。在管道系统中，圆柱体位于房间的“艮”位（东北），开启机关。那么铜盘上摇光星对应的“艮”，可能指示七个点中最重要的一个，或是开启方法。
七个点中，哪个是“艮”位？秦建国将七个点标注在地图上，根据传统方位划分，位于东北方向的是——那栋老宅本身，即管道系统的所在。
“所以老宅是‘艮’，是入口或总枢。”林文渊分析，“其他六个点可能是分藏点，需要通过老宅系统来定位或开启。”
“但老宅的管道系统需要七曜光线激活，而七曜光线需要特定时间。”秦建国想到关键，“铜盘可能简化了这个过程：不需要真实行星，只需要模拟光源。七个彩色玻璃片，可能对应七曜的七色光。”
他们将这个发现与周秉谦分享。周秉谦想起了什么：“父亲笔记中有一页，画了七个彩色圆点，旁边写着‘七曜之色’：日赤、月橙、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但实际七色铜镜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与这个不同。”
“因为七色铜镜是可见光谱，而七曜之色是传统天文色彩。”秦建国解释，“周维明的铜盘用七色滤镜，可能融合了两种系统：用传统七曜之色，实现现代光学功能。”
至此，南京“阴系统”的基本原理逐渐清晰：七个隐藏点构成北斗七星图案，以老宅为“摇光-艮”位总枢。通过铜盘和正确角度的光源，可以定位七个点。每个点可能有自己的开启方法，但都需要从老宅总枢获取关键信息或能量。
“就像星座，”周秉谦在视频中说，“单颗星只是孤立的点，连成星座才有意义。单点隐藏可能被破坏，但七点联网，互为备份，就更安全。”
“而且七点可能相互关联。”秦建国补充，“比如，需要按特定顺序访问七个点，收集信息或部件，最后回到老宅总枢，才能完全开启。”
这个猜想让寻找工作变得复杂但也更有趣。如果七个点都需要调查，那将是一个长期工程。但当前首要的，还是天津枯井的发掘——那是已知最可能存有实物的地点。
三月，春天终于到来。冻土解冻，天津枯井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文物局牵头，组成包括考古、建筑、文物保护、历史研究专家的团队，秦建国和林文渊作为特邀顾问参与。
发掘现场用围挡封闭，周围居民被提前告知并配合。首先移除了地表的现代填土和碎石，露出了民国时期的青砖结构——正是图纸上标注的枯井井口。
井口直径一米二，深不见底。专业考古人员先用内窥镜探查，发现井壁有脚窝可供上下，井深约七米，底部有积水。抽水后，摄像头显示井底有一扇锈蚀的铁门，门上有锁，但锁已锈死。
“与图纸一致。”考古领队对照蓝图，“铁门后应该是通道，通向藏室。”
但如何开启铁门？强行切割可能损坏内部结构。秦建国研究锁具样式，是老式的转盘密码锁，三个转轮，每个转轮有数字0-9。
“密码可能是三位的。”林文渊说，“但会是什么？生日？纪念日？还是……”
秦建国想起铜盘上的八卦符号。七个星点对应八卦中的七个卦（缺“坤”），而三个转轮的密码锁，可能对应三个数字。八卦有对应的数字：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
“如果缺‘坤’，那么可能用的就是1-7这七个数字，组合成三位密码。”秦建国分析，“但哪个组合？”
他想到了“七转定位”。在周家系统中，“七”是核心数字。如果密码与“七”有关，可能是777，或者与“七”相关的组合。
“但更重要的是顺序。”周秉谦在实时视频连线中提醒，“父亲和叔公都强调‘序’。密码可能不是固定数字，而是需要按特定顺序转动。”
秦建国仔细观察锁具。在强光下，他发现转轮边缘有极小的颜色残留：第一个转轮是红色痕迹，第二个黄色，第三个蓝色。
“三原色。”他立即想到，“红、黄、蓝，对应光学三原色。在七色系统中，红是起始，蓝是结束。而八卦中，红可能对应‘离’（火），黄对应‘坤’（地，但缺坤，可能用‘艮’山替代），蓝对应‘坎’（水）。”
他尝试组合：如果颜色顺序是红-黄-蓝，对应的八卦可能是离-艮-坎，数字是3-7-6。他小心地转动转轮：3-7-6。
锁没有开。
“顺序可能相反。”林文渊建议，“蓝-黄-红，6-7-3。”
还是不开。
“或者颜色不是对应八卦，而是对应七曜。”秦建国又尝试，“红为日，黄为土，蓝为水。但数字是什么？”
他想起周秉谦父亲笔记中关于七曜的数字：日1、月2、火3、水4、木5、金6、土7。那么红（日）1、黄（土）7、蓝（水）4，组合1-7-4。
转轮转动：1-7-4。
咔嗒。
锁开了。
现场一阵低呼。铁门在专业工具辅助下被缓缓拉开，露出向下的通道。通道用青砖砌成，宽约八十厘米，高两米，有简单的通风孔。空气检测安全后，考古人员依次进入。
通道长约十米，尽头是一扇木门，门上无锁，只有门闩。拉开闩，门向内打开。
手电光照射下，室内景象逐渐清晰：一个约十五平方米的地下室，砖砌穹顶，地面铺着防潮的石灰和木炭层。室内整齐摆放着十二个木箱，大小不一，都用铁条加固。箱子上有编号，从“壹”到“拾贰”。
除此之外，室内还有一个工作台，台上放着一些工具：放大镜、镊子、毛刷、防潮剂罐。墙上挂着湿度计和温度计，虽然早已失效。角落里有个小书架，摆着几十本书。
“时间胶囊。”林文渊轻声说，“保存状态比预期好得多。”
专业文物保护人员首先进入，测量温度、湿度、有害气体浓度。确认安全后，才开始系统性记录和初步探查。
木箱被逐一编号、拍照。箱体保存良好，但锁具锈蚀。在谨慎打开第一个箱子（编号“壹”）后，里面是油纸包裹的物品。揭开油纸，是整齐码放的线装书——古籍，保存基本完好。
第二个箱子是书画卷轴，第三个是青铜器，第四个是瓷器……十二个箱子，装满了周家当年隐藏的文物。
工作台上的工具下，压着一本笔记本。秦建国小心地取出，翻开扉页，上面是熟悉的笔迹：“藏物记录，民国二十八年冬至始，二十九年春竣。周维明记。”
是周维明亲手记录的隐藏清单，详细列出了每一箱的内容、来源、年代、价值评估，以及隐藏原因。最后一页写道：
“此十二箱，乃堂兄所托最要者。余添入金陵所得三箱，共十五箱，分置津、宁两地。津门藏其十二，金陵藏其三，以应天罡地煞之数。若后世得之，当知先人之苦心。文物非私产，乃民族之记忆。愿世道清平，重见天日。维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初七。”
记录中提到的“金陵所得三箱”，应该就是南京七个点中的三个。而“津门藏其十二”，正是眼前这十二箱。
接下来的工作繁重而谨慎。文物被逐一取出，在临时工作室进行初步检查和稳定处理。古籍需要防虫防霉，书画需要缓缓展开，青铜器需要除锈，瓷器需要加固。
秦建国主要负责记录。他对照周维明的清单，一件件核对。古籍中有宋元善本，书画中有明清名家作品，青铜器有商周礼器，瓷器有宋元名窑。每一件都有详细的鉴定记录和来源说明，有些还附有购买时的收据或转让协议。
“这不只是藏宝，这是系统的收藏档案。”秦建国感慨，“周家兄弟不仅是保护者，也是严谨的收藏家和研究者。”
在编号“柒”的箱子中，除了文物，还有一叠信件，用油布包裹。是周秉谦父亲与周维明的通信，时间跨度从1935年到1940年。信中兄弟俩讨论文物收藏、保护方法、时局变化，也谈家庭琐事、子女教育、个人理想。
一封信中，周父写道：“吾辈生于乱世，能守一隅文明之光，于愿足矣。纵此生不见太平，后世或有清平之日，此物此志，可传后人。”
周维明回信：“兄之所托，弟必尽心。阴阳两法，皆已完备。纵一处毁，他处犹存。中华文脉，不绝如缕，吾等尽力，无愧于心。”
读着这些八十多年前的文字，秦建国仿佛看见两个知识分子的身影：在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文明的碎片，相信未来会有后人理解、继承、发扬。
发掘工作持续了十天。所有文物被安全转移至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系统的修复和保护。媒体对此次发现进行了适度报道，强调了民间力量在文物保护中的贡献，以及文物最终将归于国家、服务于公众的原则。
周秉谦通过视频参与了开箱记录的全过程。看到父亲和叔公的信件时，他默默流泪。看到那些熟悉的文物时，他轻声说：“这个青花梅瓶，我记得小时候在书房见过，父亲从不让我碰……这幅山水画，是父亲最珍爱的，每年重阳才取出悬挂……”
最终，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周秉谦决定将所有文物捐赠给国家，但希望能在天津和南京分别设立专题展览，展示文物及其背后的保护故事。这个提议获得支持，展览策划立即启动。
四月，秦建国回到北京，继续他的修复工作。明代天文仪器已修复完成，即将交付博物馆。在工作间隙，他开始整理周家项目的完整记录，准备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不仅记录发现过程，更探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林文渊在南京继续调查其他六个点，已有初步进展：图书馆点发现了一个密室，内有周维明的部分手稿和工具；中学礼堂点发现了特殊的光学装置，但已被损毁；银行点因建筑多次改建，已无迹可寻。七个点中，四个有发现，三个无果，但这已远超预期。
初夏的一个午后，秦建国在工棚里接到周秉谦的电话。周秉谦刚刚看完展览的初步设计方案，情绪很好。
“秦师傅，展览命名为‘隐秘的星光’，您觉得如何？星光虽微，可照暗夜；虽隐，可指迷途。”
“很好的名字。”秦建国说，“那些文物就像星光，穿越时间的长夜，终于被今天的人看见。而那些隐藏的方法，那些智慧的密码，也是星光，照亮了文明传承的某种可能。”
“孙女为展览画了一幅画，我想用作海报的一部分。”周秉谦发来图片：星空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手中捧着发光的星星，星星的光芒照亮脚下的路，路上有脚印，通向远方的城市。
简单的画面，却让秦建国凝视良久。他想，这就是传承：前人埋下星光，后人循光而行，然后自己成为光，照亮更远的路。
窗外，槐树新叶已茂，在春风中沙沙作响。工棚里，另一件待修复的文物在等待：一尊唐代陶俑，面带微笑，仿佛看尽了千年时光。
秦建国洗净手，戴上手套，拿起工具。在开始工作前，他看了一眼墙上那幅孩子的画，微笑了一下。
然后，他俯身，开始与时间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