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枯井发掘获批，已是深冬。北风凛冽，冻土如铁，实际的考古工作必须等到来年春天。但这段时间并未虚度，反而成为各方准备、深思与意外发现的季节。
秦建国回到北京后，将全部精力投入那套明代天文仪器的修复。残缺的浑仪、简仪和圭表部件摆满了工作台，每一件都布满岁月的蚀痕，却也闪烁着古代工匠的智慧。在清理浑仪的一个环圈时，他发现了与周家怀表星图惊人相似的刻画——不是常见的星宿连线，而是北斗七星与赤道圈的精确夹角，旁边刻着小字：“测北极出地四十度太。”
“北极出地”是古代对地理纬度的表述，“四十度太”即约40.5度，正是北京地区的纬度。这行小字让秦建国心中一震：明代的天文官在这里校准仪器，以观测地确定天。这与周家系统“以天文定地理，以地理藏人文”的思路，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更巧的是，他在简仪的一处隐蔽位置，发现了极细的刻文：“嘉靖三十七年，地大震，仪微倾，校正如初。”后面跟着七个校准点的数据。这七个点，恰与北斗七星在当年春分夜的位置对应。
秦建国立即将这一发现分享给林文渊和周秉谦。“不是偶然。”他在视频会议中说，“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常有双重功能：观天与测地。而周家系统，则是将这种天地对应的哲学，应用于文物保护。”
林文渊在南京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他在南京市档案馆尘封的建筑图纸中，找到了更多周维明参与的工程记录：不只是那栋老宅，还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地下室通风系统、一所中学的旧礼堂照明改造，甚至一家银行的保管库建筑设计。这些工程看似普通，但林文渊发现了共同点——都暗含“七”数结构和特殊角度。
“周维明在下一盘大棋。”林文渊在电话中难掩兴奋，“他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南京多个重要文化机构中，植入了类似‘阴系统’的隐藏结构。这些结构平时只是通风、照明或装饰，但若按特定方式激活，可能会揭示出完全不同的功能。”
秦建国沉思道：“如果每个点都是‘阴系统’的一部分，那么组合起来会不会是一个网络？就像星座，单颗星是一个点，连起来才是图案。”
两人开始系统整理这些地点的位置数据。当林文渊将七个点标注在1930年代的南京地图上时，一个隐约的勺形图案显现了——又是北斗七星。
“七个点，对应七星。”林文渊在屏幕上勾勒连线，“但如果这是‘阴系统’的网络，那么‘阳系统’在哪里？周秉谦父亲在天津的系统是独立的，还是这网络的一部分？”
秦建国想起周维明信中“阴阳互补”的说法，突然有了一个猜想：“也许天津系统是‘北斗的斗柄’，南京网络是‘北斗的斗魁’。一北一南，一显一隐，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北斗。”
这个猜想让研究进入了新维度。如果两地系统真有如此精密的对应关系，那么天津枯井的发掘就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放在整个“北斗系统”的框架下理解。
与此同时，周秉谦在纽约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在整理父亲遗留的书信时，找到一封1948年从上海寄出的信，署名“维明”，但寄出日期是周维明在南京“失踪”近十年后。信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兄台钧鉴：津门旧事，十载萦怀。今南行在即，阴阳或将永隔。所托之物，已分置七处，星图为钥。若后世有缘，当可重光。弟维明顿首。”
“南行在即”——1948年，正是国内战事激烈之时，周维明可能离开大陆前往香港或台湾。“阴阳或将永隔”既可能指兄弟分离，也可能暗示南北两套系统将长期分隔。
最关键的是“所托之物，已分置七处，星图为钥”。如果“所托之物”是文物，那么周维明可能将部分收藏分藏在七个地点，而星图（可能是怀表星图的变体）是寻找的关键。
“父亲从未提过这封信。”周秉谦在视频中说，声音带着困惑，“也许他觉得我知道也无益，或者这封信到达时，他已经无法联系维明叔公了。”
秦建国问：“信中提到‘星图为钥’，但您家的怀表是完整的。有没有可能有另一套星图？比如简化版，或者变体？”
周秉谦沉思良久，突然起身离开画面，几分钟后拿着一本旧相册回来。他翻到其中一页，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背景是天津老宅庭院。照片中，年轻的周秉谦坐在父亲膝上，父亲手中拿着一本书——不是《七法锁钥》，而是一本更薄的小册子。
“这本书！”周秉谦指着照片，“我小时候见过，深蓝色封面，没有书名。父亲从不让我碰，后来就不见了。我一直以为就是《七法锁钥》的草稿本。”
秦建国放大照片。书脊很薄，深蓝色封面，与《七法锁钥》的装帧风格一致，但明显尺寸更小。
“您还记得里面的内容吗？哪怕一瞥？”
周秉谦努力回忆：“大概七八岁时，有一次父亲在书房看书，我溜进去。他很快合上，但我瞥见一页——上面没有文字，全是点和线，像星图，但又不太一样。父亲当时有些生气，让我以后不准进书房乱动东西。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那本书。”
“点和线……可能是星图，也可能是地图标记。”秦建国推测，“如果周维明将物品分藏七处，很可能有张指示图。您父亲作为兄长，可能保管着这份图。”
“但书在哪里？父亲去世后，我整理过所有遗物，没有这本书。”
秦建国想到一种可能：“也许他藏起来了，用和隐藏文物同样的方法。”
这个猜想让寻找进入了新方向。如果周父将重要地图隐藏，会用什么方法？他设计了复杂的七序锁系统保护文物，那么保护这份“藏宝图”，可能会用类似但不同的方法。
秦建国重新研读《七法锁钥》笔记。在关于铜镜的章节，有一页边缘写着看似无关的话：“图之藏，不于暗处，而于明处。不于独处，而于众处。不于秘处，而于常处。”
当时以为这是哲学感悟，现在想来，可能直指方法。
“图藏于明处、众处、常处……”秦建国在工棚里边踱步边思考，“什么是最明、最众、最常的地方？书房？客厅？但那些地方我们都找过了。”
他再次审视老宅的照片，这次注意背景细节。全家福是在庭院里拍的，背景是书房窗户。窗户是传统的木格窗，窗棂图案是常见的冰裂纹，但仔细看，其中几格的交点上，似乎有细微的凸起。
秦建国将照片扫描后放到最大。冰裂纹窗棂的交叉点上，确实有一些小点，排列看似随意，但七个点的相对位置，隐约是北斗七星形状。
“窗棂！”他立即联系周秉谦，“老宅书房的窗户，是不是有特殊图案？”
周秉谦努力回忆：“是的，书房是冰裂纹窗，父亲说那是‘寒窗’寓意，激励读书。但图案……很普通啊。”
“可能不普通。您看这张照片，窗棂交点上有些点，可能是镶嵌物，可能是雕刻。您还记得那些点是什么材质吗？或者有没有特别的反光？”
周秉谦沉默良久，突然说：“我想起来了！那些点……是玻璃的，彩色玻璃，很小。父亲说是‘星辰’，装饰用的。但其中几颗，在特定角度会反光特别强烈。我问过为什么，他说‘那是引路的星’。”
“引路的星！”秦建国几乎可以肯定，“那些玻璃点就是星图标记。但光有点还不够，还需要‘线’——连接这些点的线在哪里？”
线索似乎又断了。直到两周后，一个偶然发现带来了突破。
北京一家小型拍卖行寄来图录，其中有批“民国文房杂项”，秦建国例行翻阅，目光被一件拍品吸引：一扇冰裂纹窗棂的局部，紫檀木制，镶嵌七颗彩色玻璃，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描述写道：“民国时期窗棂残件，工艺精致，疑为江南园林旧物。”
他立即联系拍卖行，要求看高清细节图。图片显示，窗棂背面有极浅的刻痕，连接着七颗玻璃点。刻痕非常细，若非特定角度的光线，根本看不见。
更关键的是，背面有一行小字：“津门周氏制，己卯年冬。”己卯年，正是1939年——周维明在南京完成管道系统的那年。
秦建国没有犹豫，参加了拍卖，以不算高的价格购得了这扇窗棂残件。收到实物后，他在工作灯下仔细研究。窗棂长约六十厘米，宽三十厘米，是完整窗户的一部分。七颗玻璃点：天枢为红色，天璇橙色，天玑黄色，天权绿色，玉衡青色，开阳蓝色，摇光紫色——正好对应七色光谱。
他用侧光照射背面，刻痕显现出来：不仅是连接七星的线，还有从每颗星向外辐射的细线，延伸至窗棂边缘。边缘处有极小的数字和方位标记。
“这是一张地图。”秦建国恍然大悟，“七星是七个点，辐射线指示方向，边缘的数字可能是距离或比例尺。”
但地图指向哪里？没有参照点。直到他将窗棂放在天津老宅的平面图上，将“摇光”星对准书房位置，辐射线的方向才变得有意义：七条线，指向老宅内外的七个位置。
其中三条线指向宅内：书房书架后墙、卧室地板下、厨房灶台旁。三条线指向宅外庭院：槐树下、水井边、假山内。最后一条线，指向宅外更远处——正是那份建筑图纸上标注的枯井位置。
“七星指向七个藏点。”秦建国心跳加速，“但这是全部，还是部分？”
他想起周维明信中“所托之物，已分置七处”，那么这扇窗棂可能就是“星图钥匙”，指示七个藏点位置。而天津老宅内的三点，可能早已在历次改建中被发现或破坏；庭院内的三点，也许还在；枯井一点，正在等待发掘。
但为什么窗棂会流落到北京拍卖行？秦建国联系拍卖行查询来源。几经周折，得知这批货来自天津一位老收藏家的遗产，收藏家已于五年前去世，子女处理遗物。收藏家生前专收建筑构件，这扇窗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天津一处拆迁老宅购得，一直存放库房。
“拆迁老宅很可能就是周家老宅的一部分。”秦建国推断，“六十年代老宅部分改建，窗棂被拆下出售，流入收藏家手中，保存至今。”
窗棂的发现，让整个研究从理论推测进入实质定位。秦建国立即通知天津文物局，提供了七个潜在藏点的坐标。文物局派人对老宅现址（现在是居民区）进行初步探测，非破坏性地探查地下异常。
结果令人惊讶：书房、卧室、厨房三点下方，确有空洞，但已被填埋，探测显示空洞内无金属或高密度物体，可能已被转移或盗空。庭院三点中，槐树下和水井边有小型金属反应，假山下无异常。而枯井点，探测显示地下五米处确有规则空间，内有多个金属信号。
“槐树下和水井边的发现相对简单，可以先行探察。”文物局专家建议，“枯井点需要完整考古方案，开春后进行。”
周秉谦同意了这个计划。十二月中旬，天津方面对槐树下和水井边进行了保护性发掘。
槐树已枯死多年，但树根仍在。在专业考古人员操作下，树根下两米处挖出一个陶罐，罐口用蜡密封。打开后，里面是油纸包裹的一卷图纸——正是老宅的建筑蓝图，包括隐藏结构和通道的详细标注。图纸保存完好，线条清晰，甚至用不同颜色标出了建筑材料。
水井已废弃，但结构完整。在井壁三米深处，发现一块松动的砖石，取出后是一个壁龛，内藏一个锡盒。锡盒内是几十张老照片和底片，记录着周家当年的生活场景、老宅原貌，以及部分文物的影像。照片背后有简要说明：“明嘉靖青花梅瓶，高三十四厘米，壬申年购于琉璃厂。”“清初王翚山水立轴，己巳年得自沪上。”
“这是文物档案。”秦建国仔细查看照片，“您父亲不仅藏了实物，还留下了详细记录。”
周秉谦通过视频一张张看这些老照片，许多记忆被唤醒：“这张是我五岁生日，在书房里……这张是父亲和友人在庭院赏画……这些文物，有些我记得，有些完全没印象。父亲从未展示全部收藏。”
照片中有一张特别引起注意：周父与一位外国人的合影，背景是书房，两人中间的书桌上摊着一幅地图。照片背后写着：“癸酉年春，与汤朴先生论古地图源流。”汤朴（Willia Thoas）是当时知名的汉学家，专攻中国古代地理文献。
“汤朴先生……”周秉谦回忆道，“父亲确实提过，有位英国学者常来家里讨论问题。但我不知道他们还研究古地图。”
秦建国将照片扫描放大。书桌上的地图很模糊，但能看出是某种星空与地面的对照图，上有中文标注，也有拉丁文注释。地图一角隐约可见“混一图”三字。
“混一图……”秦建国想起，元代有《混一疆理图》，明代有《混一图》，都是融合天文与地理的综合地图。如果周父与汤朴研究这类地图，那么“星图为钥”的概念，可能有更深的学术渊源。
槐树下和水井边的发现，虽然不及预期中的文物，但提供的线索价值巨大。蓝图让老宅结构一目了然，照片则提供了文物的视觉记录，为可能的后续发现提供了比对依据。
秦建国与专家团队仔细研究蓝图，发现老宅的结构比想象中复杂：除了已知的地下室和枯井通道，还有一条地道从厨房通向院外墙外，出口在一棵老槐树（已不存在）的位置。更关键的是，蓝图用虚线标出了“备用转移路线”，从枯井通道延伸至更远的“安全点”，但具体位置未标，只写“临机而定”。
“这意味着即使枯井点被发现，文物也可能已被转移至更安全处。”考古领队分析，“1940年代战乱频仍，周家可能做了多手准备。”
这个推测让枯井发掘的意义变得不确定，但所有人都同意：即便如此，发掘仍需进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周家两代人努力的回应。
新年将至，秦建国的工作室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周秉谦寄来的包裹，里面是那套文物照片的高清扫描件，以及一封长信。信中提到，孙女用这些照片做了一个“家族博物馆”的手工书，每一页都有照片和她的童稚解说。最后一页，她画了一幅画：一个小孩站在星空下，手里拿着发光的星星，照亮地下的宝箱。
“孩子用她的方式理解这一切。”周秉谦写道，“她说，太爷爷把星星放在地上，是为了让重要的事情被记住。我问她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她说：‘所有美好的东西。’”
秦建国将这幅画贴在工作室墙上。修复文物的漫长工作中，他时常抬头看看，提醒自己工作的意义。
春节期间，秦建国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北京继续工作。明代天文仪器的修复进入关键阶段，需要连续作业保持环境稳定。除夕夜，他一个人在工作室，听着远处的鞭炮声，用细针一点点清理浑仪环圈上的锈迹。
手机响了，是周秉谦发来的视频邀请。接通后，画面里是周秉谦一家三代：周秉谦和夫人，儿子周明远一家，孙女在镜头前兴奋地展示她的新年手工——一个用纸板做的“七色星图”，可以旋转，每转一格，就露出一种颜色的彩纸。
“秦爷爷新年好！”女孩用生硬的中文说，“我做了星星地图，可以找到秘密！”
秦建国笑着回应，心里涌起暖意。这个跨越太平洋、连接三代人的对话，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
春节后，林文渊从南京来到北京，带来新的发现。他在南京的进一步调查中，找到了周维明的一位旧识的后人——当年老宅的房东顾老先生的孙子顾建华，现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顾建华教授保存了祖父的一些日记，里面有关于周维明的记录。”林文渊展示复印的日记片段，“看这里，民国二十八年冬，也就是周维明完成管道系统不久，顾老先生记录：‘维明先生近日忙碌，常深夜不归。问之，答曰“星图之事”。昨夜带回一铜制圆盘，上有星点，以灯照之，可投影于壁，奇妙非常。’”
“星图投影仪？”秦建国立即想到，“类似古代的‘映星仪’？”
“很可能。更关键的是后面。”林文渊翻页，“几天后的日记：‘维明先生示我以圆盘之妙。转动之，星点投影移动，可对应金陵七处。问其用，笑而不答，只言“留待有缘人”。’”
“金陵七处！”秦建国激动起来，“就是你说的那七个地点？”
“对。而且日记中提到，圆盘可以拆卸，里面藏有薄绢，上面绘有地图。顾老先生只看了一眼，记得是‘点点线线，如星如路’。”
秦建国立即拿出窗棂星图的照片：“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林文渊对比后确认：“顾老先生的描述很简略，但‘点点线线，如星如路’与这个窗棂的图案确实吻合。不过，如果周维明也有类似星图，为什么还要在窗棂上再做一个？”
“备份，或者变体。”秦建国推测，“窗棂是明处的提示，铜盘是暗处的工具。两者结合，才能完全解读。”
“但铜盘在哪里？”林文渊问。
顾老先生的日记没有后续记载。只知道周维明在1940年初突然离开南京，铜盘不知所踪。顾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历经战乱、搬迁，许多旧物遗失，铜盘很可能早已流失。
“不过，顾建华教授提供了一个线索。”林文渊说，“他记得小时候，家里阁楼上有个旧皮箱，是祖父留下的，里面有些‘奇怪的铜零件’。文革期间，皮箱被红卫兵抄走，后来归还时，大部分东西不见了，只剩下些杂物。但他模糊记得，其中一个零件是‘有星星图案的圆片’，他小时候还拿来当玩具玩过。”
“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