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似乎又要断了。但秦建国不甘心。他想起周秉谦说过，他父亲战后回南京找过“石城匠人”。如果周老先生找过，也许留下了一些信息。
他再次联系周秉谦，这次直接打电话。
“周先生，您父亲战后在南京寻找‘石城匠人’，有没有留下具体的记录？比如他去了哪些地方，问了哪些人？”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周秉谦说：“父亲留下一本旅行日记，我找找看。”
十分钟后，周秉谦发来几张扫描页。那是1947年的日记，周老先生回南京寻找弟弟留下的痕迹。其中一页写道：
“十月五日，访颜料坊。石匠石永福旧居已毁于战火，邻人言，石师傅于三十年春携家西去，不知所踪。有言去汉口者，有言去重庆者。惜哉，手艺人乱世飘零。”
另一页：“十月七日，遇当年建筑行会老人，言石永福曾参与多处文物藏匿工程，与工程师周姓者合作紧密。老人云，石师傅离宁前，曾托人保管一木匣，言‘若有周姓后人寻来，可予之’。然受托者已于三十二年病故，木匣下落不明。”
“木匣！”秦建国眼睛一亮，“石永福留下了东西！但受托者病故，木匣下落不明……”
“受托者是谁？”林文渊问。
日记下一页：“受托者姓陈，名大元，原为夫子庙一带更夫。住址：夫子庙尊经阁后巷三号。”
夫子庙尊经阁后巷！就在藏物点附近！
“陈大元病故后，木匣可能被处理，也可能还在。”秦建国快速思考，“1943年病故，那时南京还在日伪统治下，普通人的遗物可能被邻居或亲戚拿走。”
“但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总得试试。”
他们回到夫子庙地区。尊经阁后巷如今是一条商业街，两边是各种店铺，早已没有当年的民居。三号门牌现在是一家工艺品店。
秦建国进店询问。店主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听他们问起陈大元，摇头：“没听说过。我在这里开店十几年了，以前这里是民居，但老住户都搬走了。”
“您知道这附近有老住户吗？年纪大的。”
店主想了想：“巷尾修鞋的老王头可能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他们在巷尾找到了修鞋摊。老王头七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手脚麻利。听到陈大元的名字，他停下手中的活计。
“陈大元？听我爹提过。更夫，打更的。死了好些年了，解放前就没了吧。”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比如一个木匣？”
老王头眯起眼睛回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听老人讲古，说陈更夫死前把一些东西交给了邻居保管，说以后有人来取。但后来打仗，乱哄哄的，谁还记得。”
“邻居是谁？”
“好像是姓吴的一家，做裁缝的。早搬走了，五十年代就去上海了。”
又一条断线。但秦建国注意到老王头话中的细节：“陈更夫死前把东西交给了邻居保管，说以后有人来取。”这说明木匣确实存在，而且被转移过。
“那个吴裁缝，有没有亲戚还在这里？”
“吴家有个女儿嫁给了本地人，可能还有后代。”老王头不太确定，“你们去居委会问问，他们可能知道。”
夫子庙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很热心，查了老住户档案。吴裁缝的女儿叫吴秀英，嫁给了本地工人赵建国。赵建国已经去世，吴秀英还健在，住在秦淮区老年公寓。
几经周折，当天下午，他们在老年公寓见到了八十六岁的吴秀英老人。老人耳背，但记忆尚清晰。听到陈大元的名字，她慢慢点头。
“陈更夫……是个好人。我爹帮他保管过一个盒子，说是重要东西，不能丢。”
“盒子后来呢？”
“后来打仗，怕日本人搜出来，我爹把盒子埋在了院子里。再后来……忘了。”老人摇头，“年纪大了，记不清了。”
“院子在哪里？”
“就在尊经阁后巷，原来的家。但早就拆迁了，盖了新楼。”
秦建国心里一沉。如果院子已经拆迁，埋在地下的木匣可能被建筑垃圾掩埋，或者被施工队发现拿走。
“拆迁是什么时候？”
“九十年代初吧。那时我已经搬到这里住了。”
“拆迁时，有没有人发现地下有东西？”
“不清楚。拆迁队挖出过一些老物件，瓶瓶罐罐的，都处理了。”
希望渺茫，但秦建国还是想试试。他问老人能否画一下原来院子的布局，埋盒子的具体位置。老人用颤抖的手画了一张简图：院子不大，北边是三间平房，南边是院墙。盒子埋在院子东南角，靠近一棵槐树。
“槐树还在吗？”
“早没了。拆迁时一起砍了。”
尽管知道可能性极小，秦建国和林文渊还是来到了尊经阁后巷的原址。现在这里是一栋六层住宅楼，建于1995年。楼前有小片绿地，种着灌木。
他们找到物业管理处，询问建楼时是否有发现地下的老物件。物业经理说自己是后来来的，不清楚。他们又找到一位在小区住了二十多年的老住户。
老住户回忆：“建这楼时，我来看过。地基挖得深，挖出过一些碎瓷片、老砖头，没什么值钱的。有个铜盒子？没听说。”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两人站在楼下，看着现代的建筑，想象着几十年前那个小院，那个更夫和裁缝，那个被埋下的木匣。
“也许木匣早就被挖出来，当作废品处理了。”林文渊叹息。
“或者，还在
“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木匣，挖开整栋楼。”
“当然不可能。”秦建国苦笑，“文物工作常常如此：知道可能就在那里，但因为现实限制，无法触及。”
天色渐晚，他们准备离开。但秦建国还是不甘心。他拿出老人画的简图，对照现在的楼宇位置。根据比例和方位，埋盒子的地点大致在现在楼体的东南角，可能就在楼基下方，也可能在楼前的绿地下。
如果盒子还在，就在钢筋混凝土之下，深埋于地底。
“周维明设计系统时，应该考虑到时代变迁。”秦建国忽然说，“如果藏物点可能因建筑变化而被破坏或无法触及，他应该有备用方案。”
“你是说，第三份图可能不止一个藏点？”
“或者，第三份图的信息，可以通过前两份图推导出来。”
他们回到旅馆，将两份残图扫描进电脑，用图像软件仔细分析。秦建国注意到，两份图的边缘都有一些特殊的标记：不是地图内容，像是对齐用的符号。
他将两张图在软件中对齐，让边缘符号重合。当两张图完全拼合时，中间缺失的部分呈现出一个规则的形状——不是随机的缺失，而是正好空出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区域。
“缺失的部分是三角形的。”林文渊说，“第三份图不是矩形，是三角形？或者三份图拼合后，整体是一个大三角形？”
秦建国想起周维明的“三枢”理论：天津、南京、安庆三点成三角形。三份地图，会不会也对应这个三角形？
他在软件中绘制：以南京为中心，天津在北，安庆在西南。如果三份地图分别对应这三个方向，那么他们已经有了南京本地和向西（安庆方向）的地图，缺失的是向北（天津方向）的地图。
但天津的文物已经找到，为什么还需要地图？除非，天津的文物只是整个网络的一部分，地图上还有更多。
他重新阅读周维明的信：“余于金陵另藏一手稿，名《文脉暗线图》，详记中国东南文物转移之秘道网络。”中国东南——不仅包括南京、安徽，还包括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地。
“第三份图可能是向东、向南的路线。”秦建国推测，“通往上海、浙江方向。那个地区文物丰富，战时转移压力大。”
“如果这样，即使找不到第三份图，我们也有了两份，可以知道向西和本地的网络。”林文渊说，“但周维明说‘惜未竟全功’，可能整个网络没有完全记录。”
“或者，他记录了，但图被分藏，需要拼合才能看懂全貌。”
那天深夜，秦建国仍在研究。他将两份图上的所有编码提取出来，共计67个编码，对应67箱（或批）文物。根据编码规则，这些文物来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类型包括书籍、绘画、青铜器、陶瓷等。
按照每个编码可能对应一箱或多箱文物估算，这67个编码可能代表着数百甚至上千件文物。它们被分散隐藏在从南京到江西的数十个地点。
而第三份图上的编码，可能同样数量。
“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文物保存网络。”秦建国对林文渊说，“周维明和他的同伴，在战争期间，秘密转移和隐藏了可能成千上万件文物。他们做了记录，但为了安全，将记录分藏。他们希望后世能找到，让这些文物重见天日。”
“但他们没有等到。”
“现在等到了。”
第二天，秦建国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使找不到第三份图，也要开始根据已有线索，寻找那些被记录的藏点。
他联系了南京市文物局，汇报了发现。文物局非常重视，组织专家会议研究这两份残图和十二处藏点名录。
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资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应该系统研究，并在适当时候组织实地探查。但因为年代久远，地形变化，寻找工作将非常困难，需要周密计划。
“我们建议成立专项工作组。”主持会议的副局长说，“整合考古、历史、地理、档案各方面的专家，先进行文献研究，确定可能的地点，再进行小规模试探性发掘。”
秦建国和林文渊被邀请加入工作组。会议决定，先从南京本地的几个藏点开始，因为距离近，资料相对多。
第一个目标：玄武湖梁洲的临水石室。
根据周维明的记录，这里藏有一批书画卷轴，是1937年南京危急时紧急转移的。但玄武湖经历多次疏浚和改造，梁洲的临水石室是否还在？
工作组查阅了玄武湖的历史地图和工程记录。梁洲是玄武湖五洲之一，自古有假山、石洞等景观。民国时期，确实有“临水石室”的记载，是园林景观的一部分。
但1950年代玄武湖全面整治时，许多老景观被改造或拆除。临水石室是否还在，需要实地勘察。
三天后，工作组来到玄武湖梁洲。如今的梁洲绿树成荫，亭台楼阁，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按照历史地图的标注，临水石室应该在洲的西北侧，靠近水边。
他们找到那个区域。现在这里是一片假山石景，有石洞、石径，但都是现代重新堆砌的，看不出民国时期的痕迹。
“如果原来的石室还在，应该在这些假山两米处，有一个空洞，大小约三米见方。
“有一个地下空间。”专家说，“但不确定是天然洞穴还是人工建筑，也不确定是否与文物有关。”
“能进去看看吗？”
“需要开挖。但这里是景区，需要审批。”
又是一轮手续。但这次，因为有了明确的地下异常，审批相对顺利。三天后，获得许可，可以进行小范围考古探查。
开挖工作从假山侧面开始，避开主要景观。向下挖掘两米后，他们碰到了砖石结构——是一个拱顶。
小心清理后，露出了一个砖砌拱门的顶部。门被石块封堵，石块缝隙用石灰浆密封。
“就是这里。”秦建国心跳加速。
拱门被小心打开。里面是一个不大的石室，约三米长，两米宽，两米高。空气中有一股陈腐的霉味，但不算潮湿。
手电筒的光束照进去，石室是空的。
不，不是完全空。墙角堆着一些腐烂的木屑和碎布，看起来曾经是箱子或包装材料。地面上散落着几枚生锈的铁钉。
“东西被拿走了。”林文渊蹲下检查，“或者，根本就没放进来？”
秦建国仔细检查石室墙壁。砖石结构完好，没有近期破坏的痕迹。地面上有一层薄灰，没有脚印。
“如果文物曾经在这里，后来被转移，应该会有搬运痕迹。”考古专家说，“但这里看起来像是……从来就没放过东西。”
“或者，放的不是实物。”秦建国忽然想到什么，用手电筒仔细照墙壁。
在正对门的墙面上，他发现了刻痕。拂去灰尘，是一行字：
“画已西去，空余石室。后世若寻，当知文物非固于一地，而流于时运。维明，廿九年春。”
“画已西去……”林文渊读出，“文物被转移了？向西？去重庆？还是别处？”
“周维明留了话。”秦建国看着那行字，“他告诉我们：文物不在这里，不要浪费时间。但也告诉我们：文物在流动，在转移，在寻找安全的路上。”
“所以这份名录上的藏点，可能很多都是空的？”
“可能是中转点，或者是计划中的藏点，但实际使用时改变了计划。”考古专家分析，“战争时期情况多变，今天定的地点，明天可能就不安全。文物一直在移动，直到找到最终安全的地方。”
秦建国走出石室，站在玄武湖边。湖水波光粼粼，游船悠然。八十年前，这里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紧张、匆忙，人们趁着夜色，将一箱箱书画悄悄运进石室，或者，从石室悄悄运走。
文物在流动，文明在迁徙。周维明记录的不是静止的藏宝图，而是动态的转移网络。地图上的线，不是埋藏的终点，而是逃亡的路线。
“我们可能误解了。”他对工作组说，“《文脉暗线图》不是‘埋藏图’，是‘转移图’。它记录的不是文物在哪里，而是文物曾经经过哪里，可能去哪里。这才是真正的‘文脉暗线’——文明在战火中流动的隐秘路径。”
这个理解改变了寻找的方向。与其寻找可能已经不存在的藏物点，不如研究这些转移路线，理解那个特殊时期文物工作者的策略和智慧。
工作组调整了计划。他们开始系统研究两份残图上的路线：分析地形、交通条件、历史背景，尝试重建1937-1940年间文物转移的可能路径。
同时，秦建国继续寻找第三份图的线索。他想到了另一个角度：周维明将图分藏三处，鸡鸣寺、夫子庙、中华门，都是南京的地标。这三处有什么共同点？
鸡鸣寺是佛教寺庙，尊经阁是儒家藏书楼，中华门是军事防御建筑——儒释武，三种不同的文化象征。
而周维明是工程师，注重系统设计。三处藏点可能对应某种系统思维。
秦建国重新研究笔记本中的系统图。在关于“三才定位”的部分，周维明画了一个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标着“天、地、人”。天对应“时”，地对应“位”，人对应“法”。
鸡鸣寺塔高耸，近天，可能对应“天时”。
尊经阁藏书，传人文，可能对应“人法”。
中华门为城防，固地理，可能对应“地位”。
如果这个对应成立，那么第三份图藏在尊经阁，对应“人法”——人文法则，传承方法。这正符合《文脉暗线图》的性质：它记录的是方法，是网络，是人文精神的传承。
所以，即使找不到实物图，也许“图”本身就以其他形式存在着。
秦建国再次审视周维明的笔记。在关于南京工作的部分，他提到了几个合作者：除了“石城匠人”，还有“秦淮布衣”（可能是文人或收藏家）、“钟山居士”（可能是学者或退休官员）。
这些代号背后的人，可能掌握着部分信息。
“如果图被分藏，可能不仅分在三处地点，还分在三个人手里。”秦建国推测，“周维明负责设计，石城匠人负责实施，还有一个人负责记录或保管。三个人，三份图，需要合在一起才能完整。”
“第三个人可能就是‘秦淮布衣’或‘钟山居士’。”
“但怎么找到他们？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秦建国决定从当时南京的文化圈子入手。周维明是工程师，但也是知识分子，他的社交圈可能包括学者、艺术家、收藏家。这些人中，可能有人参与了文物保护工作。
他联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咨询抗战时期南京文化界的情况。教授推荐了一些资料和研究者。
通过几天的文献检索和访谈，秦建国逐渐勾勒出一个轮廓：1937-1940年间，南京确实有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网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力保护文物、文献。他们中有些人是大学教授，有些是图书馆员，有些是私人收藏家，有些是古玩商人。
这个网络没有正式名称，成员之间大多单线联系，以保护自身安全。他们协助了故宫文物南迁的部分工作，也帮助了许多私家藏品转移。
“周维明可能是这个网络中的技术顾问。”一位研究民国文物史的学者说，“他提供工程支持，设计藏匿设施。而其他人提供文物资源、运输渠道、藏匿地点。”
“那么《文脉暗线图》可能是整个网络的记录？”
“有可能。但那种记录通常非常隐秘，可能只有核心成员知道全貌。”
秦建国问起“秦淮布衣”和“钟山居士”的代号。学者思考后说：“‘秦淮布衣’听起来像是一位隐居的文人，可能住在秦淮河畔。‘钟山居士’可能是一位住在紫金山（钟山）附近的学者或退休官员。但具体是谁，很难说。”
线索再次模糊。但秦建国想起周秉谦父亲的日记中提到，石城匠人离开南京前，曾托人保管木匣。那个受托者陈大元是更夫，而更夫通常是社区的信息节点，知道很多事情。
也许陈大元不仅保管了木匣，还知道其他信息。
虽然陈大元早已去世，他的住所也已拆迁，但他可能还有后代或其他亲戚。
秦建国回到老年公寓，再次拜访吴秀英老人。这次他带了老南京的地图和照片，希望能唤起老人更多记忆。
看着老照片，吴秀英的眼神变得悠远：“陈更夫……他常在我家坐着喝茶，和我爹聊天。他提起过一些人，都是文化人，有学问。”
“他提到过‘秦淮布衣’或‘钟山居士’吗？”
老人慢慢摇头：“记不清了……但他说过，有些老先生把东西存在他那里，让他保管。除了木匣，还有别的小东西。”
“什么东西？”
“书，信，还有……地图？好像是地图。”
秦建国精神一振：“地图？什么样的地图？”
“就是纸，画着线。陈更夫不识字，看不懂，但知道重要。他把东西包好，藏在房梁上。”
“后来呢？”
“后来他病了，把东西都交代给我爹。但我爹也怕，就把一些埋了，一些……烧了？”
“烧了？！”林文渊忍不住出声。
“乱世啊，留着是祸害。”老人叹气，“日本人查得严，查到有地图，要杀头的。”
秦建国感到一阵无力。是的，在那种环境下，保命是第一位的。那些可能珍贵的记录，可能就这样化为灰烬。
“但木匣没烧？”他抱着一丝希望。
“木匣……埋了。别的，不知道了。”
离开老年公寓时，天色阴沉，下起了小雨。南京的梅雨季还没完全结束，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
“第三份图可能真的不存在了。”林文渊轻声说。
“或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秦建国看着雨中的古城，“周维明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地图被毁，他应该有备份，或者替代方案。”
“什么替代方案？”
“记忆。口传。或者，藏在其他载体里。”
那天晚上，秦建国失眠了。他打开电脑，重新整理所有资料：天津文物的照片和符号、南京的笔记本和铜盘、安庆的笔记本和三辰仪、两份残图、十二处藏点名册……
这些碎片之间，应该有关联。周维明设计的是系统，系统各部分应该能互相验证，互相补充。
他尝试将天津文物的符号与地图上的编码对应。很快发现，天津的十二箱文物，对应的编码是“TJ”开头（天津），而地图上的编码主要是“NJ”（南京）、“AH”（安徽）等。但编码规则相同。
“这是统一的系统。”秦建国想，“周维明用同一套编码规则，记录不同地点的文物。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规则，即使没有完整地图，也能推断出很多信息。”
他开始编写一个数据库，将所有已知编码输入，分析其规律。编码的第一二位是地区代码，他列出了所有可能：NJ（南京）、TJ（天津）、AH（安徽）、ZJ（浙江）、JX（江西）、HN（湖南）、HB（湖北）……
第三四五位是顺序号，从001开始。他统计已出现的顺序号范围，推测总数量。
第六位是文物类型代码：B（书籍）、P（绘画）、S（雕塑）、M（金属器）、C（陶瓷）、L（玉器）、T（纺织品）……
第七位是箱号或批号，数字1-9。
根据这个规则，每个编码对应一箱（或一批）文物，有明确的地区、类型、序号。
“如果我们能推断出整个编码序列，就能知道总共有多少箱文物，分布在哪些地区。”秦建国对林文渊说，“即使不知道具体地点，也知道大概规模。”
“但顺序号是连续的还是跳跃的？如果跳跃，很难推断总数。”
“从已有数据看，顺序号基本连续，但有断层。可能有些编号的文物已经遗失，或者记录不全。”
他们工作到凌晨。当数据库初步建成时，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惊人的数字：根据已有编码推断，整个系统记录的文物箱数量可能超过300箱。
300箱文物，每箱平均装10-20件，就是3000-6000件文物。这还只是编码记录的部分，可能还有未编码的。
“这是一个庞大的保护工程。”林文渊震惊，“周维明和他的同伴，在战争期间，秘密转移保护了数千件文物。”
“而且这只是他们记录的部分。实际可能更多。”
秦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敬意。在那个国家危亡、个人生命朝不保夕的年代，这些人没有放弃文明的守护。他们用专业知识和无畏勇气，编织了一张隐秘的保护网。
窗外，雨停了，东方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
尽管第三份图仍未找到，但秦建国知道，寻找本身已经有了意义。他们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光，理解了那些人的用心，而这份理解和记忆，将随着他们的工作传递下去。
上午，工作组召开进展会议。秦建国汇报了数据库的初步成果。专家们讨论后决定，下一步工作是：
一、继续研究两份残图，尝试重建完整的转移网络模型；
二、选择名录中条件相对成熟的藏点，进行试探性探查；
三、寻找可能存世的知情者或后代，收集口述历史；
四、将已有发现系统整理，形成研究报告，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会议结束后，秦建国独自走到南京城墙下。古老的墙砖上，有些刻着名字，是当年修筑城墙的工匠留下的。六百年前，那些工匠可能没想到，他们的作品会屹立至今，见证一个又一个时代。
周维明和他的同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刻痕。虽然细微，虽然隐秘，但终究被发现了。
手机震动，是周秉谦发来的消息：“秦师傅，我找到父亲的一本旧相册，里面有些老照片，可能有你们感兴趣的内容。已扫描发送。”
秦建国打开邮件附件。那是一本民国相册的扫描件，照片已经泛黄褪色，但影像依然清晰。
有周维明与兄长的合影，两人穿着长衫，站在一座西式建筑前，照片背面写着：“与兄摄于中央大学，民国二十五年春。”
有工程现场的照片，工人们正在施工，周维明站在一旁指导。
有一张合照，大约七八个人，有穿长衫的，有穿西装的，有穿工装的。照片背面写着：“文物保护同仁留影，民国二十八年秋，摄于秦淮河畔。”
秦建国放大那张合照。照片中的人面容严肃，但眼神坚定。他仔细辨认，试图找出可能的“秦淮布衣”或“钟山居士”。
在照片边缘，他注意到一个细节：背景是一栋临水小楼，二楼窗户上挂着一块匾额，字迹模糊，但隐约可辨：“听雨……斋”。
听雨斋？秦淮河畔的文人雅舍？
他立即搜索“听雨斋 南京 民国”。搜索结果很少，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秦淮河畔曾有一处文人聚会场所叫“听雨草堂”，主人是一位姓顾的退休学者，雅号“秦淮散人”。
秦淮散人……秦淮布衣……有关联吗？
秦建国记下这个线索，准备深入调查。同时，他注意到合照中周维明手中拿着一卷纸，看起来像地图的一角。
也许，那正是《文脉暗线图》的某个部分。
寻找还在继续。星图未竟，但星光已现。
秦建国收起手机，望向远方。南京城在夏日的阳光下静静矗立，秦淮河水依旧流淌，仿佛从未改变。
但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那些隐秘的坚守，正在一点点重见天日。
而他，成了这个发现过程中的一环。
如此，足矣。
他转身，走向下一个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