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三年前，我的老师去世了。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小孙啊，我这辈子最欣慰的，就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过了我们手里的担子。’”
“现在有人想毁掉这些记忆，想切断我们的根。”孙教授的声音坚定起来，“我不能坐视不管。秦建国，你们这代人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一定要扛住了。”
秦建国郑重地点头：“我会的。”
离开“墨香斋”时，已是下午三点多。秦建国将笔记本小心收好，心中有了新的方向。他需要验证孙教授提供的信息，同时不能暴露孙教授。
接下来的几天，秦建国表面上继续推进“河图洛书”藏点的准备工作，暗地里却在调查赵峰的情况。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他了解到赵峰确实有海外背景，曾在英国留学三年，回国后主持过多个重要考古项目，成绩斐然。
但有几个细节引起了秦建国的注意：一是赵峰的经济状况似乎过于优渥，他在杭州有一套豪宅，收藏了不少价值不菲的古玩；二是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很广，经常参加一些高端的文化交流活动，接触很多境外人士；三是在黄山行动前，赵峰曾以“考察周边环境”为由，提前一周到过黄山区域。
秦建国将这些信息加密记录下来，准备在下次与陈老见面时汇报。
农历十六的早晨，秦建国像往常一样浏览送到办公室的《扬子晚报》。他习惯性地先看日期旁是否有标记——没有三角形，没有圆圈，没有方块。
但当他翻到文化版时，一则不起眼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
“南京收藏家王先生近日展示其收藏的一幅明代山水画，经专家鉴定为罕见珍品。王先生表示，此画得自祖传，将考虑捐赠给博物馆。”
报道旁边配了一幅小图，画面模糊，但秦建国敏锐地注意到，画作的装裱方式很特别——用的是民国时期南京“荣宝斋”特有的“八角锦缎裱”。
这种裱法，他在周维明的笔记中见过描述。周维明提到，他与顾静安、王守真三人，曾将一些重要文献伪装成普通书画，采用特殊的装裱方式作为暗记。
难道这幅画就是其中之一？
秦建国立即查看报道细节：收藏家“王先生”全名王世荣，住在鼓楼区颐和路。他记下地址，决定去探一探虚实。
当天下午，秦建国以个人名义联系了王世荣，表示对那幅明代山水画很感兴趣，希望能亲眼观赏。王世荣爽快地答应了。
颐和路是南京着名的民国建筑区，两旁梧桐成荫，小洋楼林立。王世荣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看起来保养得很好。
王世荣本人六十多岁，儒雅斯文，自称退休前是大学历史教师。他将秦建国引到书房，小心地展开那幅山水画。
画作确实是明代风格，笔墨精妙，但秦建国的注意力完全被装裱吸引了。他仔细查看裱边的八角锦缎，确认与周维明描述的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在画轴的一端，有一个极小的凹槽，形状与“人”字钥匙的柄部吻合。
秦建国强压心中的激动，装作随意地问：“王先生，这幅画的传承脉络清楚吗？”
“据家父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在抗战时期寄存在我家的。”王世荣回忆道，“那位朋友姓周，说是要去外地避难，带着画不方便，就托家父保管。后来战争结束，那位周先生没有回来取，家父就一直保存着。”
“姓周？是不是叫周维明？”
王世荣惊讶地看着秦建国：“您怎么知道？家父确实提过这个名字，但我不确定是否准确。秦老师认识这位周先生？”
“算是工作上有些渊源。”秦建国含糊地回答，“王先生，如果这幅画与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项目有关，您是否愿意协助我们研究？”
王世荣沉吟片刻：“如果是为国家做贡献，我当然愿意。不过，我需要知道具体情况。”
秦建国斟酌着透露了一些信息：“这幅画的装裱方式很特殊，可能隐藏着一些重要线索。我们需要在专业设备下仔细检查，当然，整个过程会在您的监督下进行。”
王世荣最终同意了。秦建国联系了博物院的技术部门，安排当晚就对画作进行检测。
检测工作在博物院的文物实验室进行。利用多光谱成像技术，工作人员果然在画纸的夹层中发现了隐藏的文字。经过图像处理，一段密文逐渐清晰：
“致后来者：若见此文，吾等或已不在。‘河图洛书’所在，非止一处。真藏有三，分置天目三峰。开启之法，需以三匙引七星之光，映于特定水镜。第一镜在‘仙人顶’龙潭，余二镜待寻。镜位随节气而变，需依《洛书》数推之。三镜齐映，真门方现。慎之，慎之。维明，癸未年腊月。”
秦建国反复阅读这段文字，心中震撼。周维明竟然设计了如此复杂的系统——三个藏点，三个水镜，需要同时反射星光才能开启真正的入口。
“天目三峰”指的是西天目山的主峰仙人顶、东天目山的大仙峰，以及连接东西天目的龙王山。这三个地方相隔数十公里，如果要同时进行，需要三组人手，精密配合。
而且还需要“依《洛书》数推”镜位，这意味着必须有精通古代数术的人参与计算。
秦建国突然感到一阵无力。他原本以为只需要找到藏点，用钥匙开启即可，没想到周维明的设计一层套一层，每一层都比前一层更复杂。
“秦老师，我们怎么办？”实验室的技术员问。
“先把所有数据备份，原件恢复原状。”秦建国做出决定，“我要向领导小组汇报这个发现。”
但他没有立即行动。陈老的警告仍在耳边回响，内奸可能就在领导小组中。如果贸然汇报，消息可能再次泄露。
秦建国决定先联系陈老。他回到办公室，检查第二天的报纸送达情况。按照约定，如果有紧急情况需要见面，陈老会在报纸上做标记。
第二天一早，秦建国迫不及待地打开《扬子晚报》。日期旁，一个清晰的铅笔三角形映入眼帘。
下午四点，南京图书馆古籍阅览室。
秦建国提前十分钟到达，在第三排靠窗位置坐下，面前摊开一本《天目山志》。四点整，陈老准时出现，手里拿着一卷微缩胶片，像是普通的研究者。
两人没有立即交谈，而是各自阅读了十几分钟。确认周围安全后，陈老低声开口：“有什么情况？”
秦建国将发现隐藏密文的事情简要汇报，并提到了对赵峰的怀疑。
陈老听完，沉默良久：“三个藏点，三面水镜，同时开启……这确实符合周维明谨慎的风格。他是在确保，即使有一两个点被破坏或发现，真正的核心仍然安全。”
“我们需要重新制定计划。”秦建国说，“原定的仙人顶探查，可能只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陈老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这边也有发现。我的人在调查‘金百合’目录线索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一些右翼学者近期突然对天目山地区的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论文内容是什么？”
“主要是论证‘某些中华文明元素可能源自日本’之类的老调重弹。”陈老冷笑，“但我查了这些学者的背景，他们与几个境外基金会关系密切，而那些基金会，与‘九鼎集团’的资金往来频繁。”
秦建国明白了：“他们是学术幌子？为‘九鼎’的行动提供合理性？”
“很可能。如果‘九鼎’在天目山有所发现，这些学者会第一时间‘鉴定’，然后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将文物转移出境，最后发表‘研究成果’，篡改历史叙事。”
“所以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文物本身，还有历史解释权。”
“没错。”陈老神色凝重，“这才是最危险的。秦建国，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而且要确保所有发现的研究和解释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建议成立一个特别研究小组。”秦建国思考着说，“成员要绝对可靠，负责解密周维明留下的所有线索，同时准备应对可能的历史论战。”
陈老点头同意：“人选你来定，但要严格审查。另外，关于三个水镜的位置推算，需要找《洛书》数术专家。我知道一个人，叫沈墨，是南京大学退休的数学史教授，对古代数术有很深研究。不过他脾气古怪，不问世事多年，需要特别方式才能请动。”
“我去试试。”
“小心些，不要暴露真实目的。”陈老提醒，“还有赵峰的事情，我会让安全部门秘密调查。在证据确凿前，不要惊动他。必要时，我们可以利用他传递一些假消息。”
两人又商讨了一些细节，然后先后离开图书馆。
秦建国回到博物院后，立即开始着手两件事：一是组建特别研究小组，二是联系沈墨教授。
研究小组的人选他斟酌再三，最终确定了五人：林文渊负责文献解密，博物院的技术主任负责检测分析，一位考古所的年轻研究员负责地理信息，还有两位分别擅长密码学和历史研究。所有人都经过背景核查，且与赵峰没有直接工作关联。
联系沈墨教授则费了一番周折。这位老教授退休后深居简出，不接电话，不见客。秦建国最终通过沈墨以前的一位学生，才得到了见面的机会。
三天后的下午，秦建国来到南京大学家属区一栋老旧的教授楼。敲开门，一个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打量着他：“你就是秦建国？小张说你找我有学术问题请教？”
“沈教授您好，确实有一些古代数术方面的问题想请教。”秦建国恭敬地说。
沈墨让秦建国进门。房间不大，堆满了书籍和文稿，墙壁上挂着各种奇怪的图表和算式。
“说吧，什么问题？”沈墨直接问道。
秦建国没有透露“文脉工程”的具体情况，而是以研究课题的名义，提出了一个抽象问题：“如果古代有人设计了一个机关系统，需要利用水镜反射特定时间的星光，镜位随节气变化，变化规律可能遵循《洛书》数理，该如何推算镜位？”
沈墨眼睛一亮：“有趣的问题。有更具体的条件吗？比如地理位置、时间范围、星光来源？”
秦建国谨慎地提供了天目山区域、春季夜间、青龙七宿角宿等有限信息。
沈墨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写写画画：“《洛书》数理，核心是九宫格，数位对应方位、节气、天象……如果结合天文历算，确实可以建立一套镜位推算系统。”
他边写边解释，复杂的公式和图表逐渐铺满白板。秦建国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能看出沈墨的推演逻辑严密。
两个小时后，沈墨停下笔，看着满板的算式：“理论上，可以推算出来。但我需要确切的地理坐标、具体日期和时间、以及水镜可能设置的海拔范围。”
秦建国知道，要得到这些信息，必须透露更多实情。他权衡再三，决定有限度地透露：“沈教授，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果您愿意协助，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但需要您签署保密协议。”
沈墨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笑了：“是周维明那个系统吧？”
秦建国心中一震：“您知道？”
“三十多年前，我参与过一次文物鉴定，见过一些有类似设计理念的东西。”沈墨回忆道，“当时就有人提到，抗战时期有一批学者设计了复杂的文物藏匿系统，其中运用了古代数术。没想到现在被你们找到了。”
“那您愿意帮忙吗？”
沈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走到书柜前，取下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我年轻时的研究手记，里面有些内容可能对你们有用。至于推算镜位的工作，我可以做，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所有发现，必须首先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沈墨严肃地说，“历史真相本身就有力量，不需要过度包装。”
秦建国郑重承诺：“我们的目的就是还原和保护历史真相。”
带着沈墨的手记和初步推算方法，秦建国回到了指挥部。特别研究小组已经集结完毕，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随后的两周里，秦建国像走钢丝一样，平衡着明暗两条线的工作：明面上，他继续主持“河图洛书”藏点的常规准备工作，定期召开进度会议，赵峰也作为浙江分队负责人参与其中；暗地里，他领导特别小组破解周维明的设计，同时通过老吴了解天目山区域的可疑人员动向。
一天晚上，秦建国正在办公室分析沈墨提供的推算结果时，加密手机突然震动。是老吴发来的紧急信息：
“监视目标有异动。三号区域人员于今晚七点全部撤离，行踪不明。请求指示。”
秦建国立即回复：“其他区域情况？”
“一号、二号区域人员仍在，但活动减少，似乎在等待什么。”
秦建国看了看日历——明天是农历十月初一。他突然想到，周维明的笔记中曾提到“朔望之交，阴气始盛”，但没有具体说明与机关的关系。
难道“九鼎”的人得到了更多信息，知道某些机关在特定农历日期会有变化？
他立即联系陈老，告知这一情况。
陈老的回复很快：“我收到情报，‘九鼎’高层近期有重要人物入境，目的地可能是杭州。可能与天目山行动有关。你要小心，他们可能要在近期采取行动。”
秦建国感到时间紧迫。如果“九鼎”要提前行动，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第二天一早，秦建国召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提出鉴于安全形势变化，建议提前进行天目山藏点的前期勘查。
会上，赵峰第一个表示支持：“我同意秦老师的意见。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我可以带领浙江分队先上山，建立前进基地。”
刘副局长有些犹豫：“但天文条件还没到，提前上去有什么用？”
“熟悉地形，排查危险，为正式行动做准备。”秦建国解释，“而且，如果‘九鼎’的人已经在那里，我们可以掌握他们的动向。”
李处长从安全角度考虑后也表示同意。会议最终决定，三天后派出先遣队前往天目山。
散会后，赵峰主动留下，与秦建国商讨先遣队的组成和路线。秦建国注意到，赵峰对仙人顶区域的地形异常熟悉，甚至知道一些连最新地图上都没有标出的小路。
“赵队长对天目山很熟？”秦建国故作随意地问。
“小时候跟父亲去过几次。”赵峰回答得很自然，“他喜欢收集奇石，天目山的火山岩很有特色。”
这个解释合理，但秦建国心中的疑云更重了。
当晚，秦建国秘密约见老吴，制定了应对方案：先遣队明面上由赵峰带领，实际上老吴的团队会暗中跟随，一旦赵峰有异常举动，立即控制。
同时，特别研究小组在沈墨的指导下，已经初步推算出三个水镜的可能位置。其中仙人顶龙潭的水镜位置相对确定，但另外两个还需要更多数据。
出发前夜，秦建国最后一次检查装备。他的背包里除了必要的考古工具，还藏着一把小型信号枪和一份加密地图。地图上标出了老吴团队的接应点和紧急逃生路线。
凌晨四点，车队在夜幕中驶出南京。秦建国坐在头车副驾驶位置，赵峰开车。后座是两位年轻考古队员和一位安保人员。
山路蜿蜒，车灯划破黑暗。秦建国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树影，心中默念着周维明笔记中的一句话：
“文物之重，不在其值，而在其所载之文明，所系之精神。护文物者，护国脉也。”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