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零三分，临时营地的灯光调至最低档，一盏冷白LED台灯在折叠桌上投下光圈。
陆昭站在光晕边缘，影子被拉得极长，斜斜覆在水泥地上，纹丝不动。
他没碰磁带机，只让老赵戴上无菌手套，将机器连同那截三厘米空白胶带，一同置入防静电真空箱。
“别拆机壳。”陆昭说，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它不是录音设备——是接收器。”
老赵点头，没问为什么。
他见过太多次陆昭在证据链断裂处突然闭嘴，然后三小时后甩出一份连法医都倒吸冷气的交叉验证报告。
这一次，他直接接入频谱分析模块，调取心跳波形原始数据：1.83秒/次，稳定如钟摆，误差小于0.007秒。
他将频率转换为脉冲序列，再映射至ASCII码表——每分钟67次搏动，恰好对应字符集第67位：C。
接着是第68位：D。
第69位：E。
当第217个脉冲落下，一行十六字符的明文浮现在屏幕上：“指令来源：云岭疗养院B区3号房”。
陆昭一顿，手指抵住桌面边缘。
云岭疗养院。
四个字像一枚锈蚀的钉子，猝不及防楔进太阳穴。
十年前，韩明远履历表上最后一栏写着：“2003年9月，因‘B区3号房患者突发自毁行为’引发医疗事故调查，终止聘用”。
官方通报称其“操作失当、记录缺失”，但未说明患者姓名、病史、甚至是否存在——档案里只有一张模糊的交接单复印件，签名栏龙飞凤舞，落款日期是2003年10月17日，而就在三天后，陆振华第一次带队搜查该院地下药库。
陆昭忽然想起父亲日记本里一句被红笔圈出的话：“他们不让病人说话，却让病房自己开口。”
他拉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市卫健局2004年封存档案目录。
云岭疗养院B区，2003年12月起全面停用，2005年划归市政废弃资产，所有病历电子化备份于2008年统一迁移至省疾控中心离线服务器——但系统日志显示，该批次数据在2012年11月23日凌晨2:17分，曾被远程调阅一次，访问IP已注销，权限等级为“特级监察员（内部）”。
11月23日。
父亲牺牲的日子。
陆昭喉结微动，没说话，只把屏幕转向老赵。
十分钟后，老赵敲下最后一行代码。
地方卫健系统备份服务器的防火墙像一张被剪开的蛛网，无声裂开一道缝隙。
加密日志解包完成，第一行时间戳赫然跳入眼帘：1998年4月12日。
患者编号：YL-B-003
姓名：匿名（监护人签署《豁免知情同意书》）
入住时长：连续1872天（五年整）
主治医师：陈默
备注栏手写体小字：“心理干预指导顾问，非临床诊疗，经费由‘明远慈善基金会’专项拨付，每月17日到账。”
陆昭盯着那个名字，瞳孔缓缓收缩。
陈默不是受害者。
也不是幸存者。
他是教官。
是第一批把“母亲之眼”刻进别人脑子的人。
而韩明远——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给孤儿院剪彩、在镜头前哽咽着说出“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的男人——不过是第一个完整走完这套流程的“成品”。
他不是操控者。
他是被选中的标本。
陆昭合上电脑，起身走向窗边。
夜风从山隙钻入，带着铁锈与湿苔的气息。
他望着远处峡谷深处那一点幽微红光——那是水电站控制室备用电源指示灯，在浓雾里明明灭灭，像一颗不肯熄灭的眼睛。
他忽然明白了陈默为何藏身于此。
不是为了躲避追捕。
是为了守着回音。
守着当年亲手埋下的第一根导线。
上午十点四十七分，陆昭重返水电站。
他没带枪，没叫支援，只背着一个帆布工具包，里面装着四枚震动传感器、两台微型红外摄像头、一卷医用级导电胶带，还有一支改装过的激光校准笔——光束不可见，但能在特定角度激发出肉眼无法察觉的荧光标记。
他在暗格四周布设传感器时动作极慢，呼吸均匀，每一次落指都避开灰尘堆积最厚的角落。
他在通风井盖内侧贴上第三枚传感器，又用胶带将磁带机底部四角微微垫高——这样一旦有人搬动，机身重心偏移，会触发底部压力片。
最后，他取出那枚CR2032电池，轻轻放回原位。
电池右侧那层淡青荧光汗渍仍在，他没擦，只是用激光笔在电池边缘扫过一道0.3毫米宽的隐形刻痕——若有人更换电池，这道痕会随外壳摩擦消失。
做完这一切，他退后三步，静静看了磁带机五秒。
便签纸上那句“等你说完最后一句话”，墨迹未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