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淮地区直接管辖升州（金陵，今南京）（治所、霸府核心）、润州（今镇江）、常州（今常州）、宣州（今宣城）、歙州（今黄山）、池州（今贵池）等6州（升、润、常、宣、歙、池），这原为徐温“六州之众”的核心地盘，皆是富饶之地。我近期也要去赴任，好好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
“史上的治民之术，从来不是史书上寥寥数笔的‘仁政’或‘苛政’，而是这般赤裸裸的权衡与控制。以前徐温和徐知诰父子治升州和广陵，大抵也是这般心思，只不过手段各有侧重——前者以强权立威，后者以仁厚拢心，却终究逃不过‘稳民、用民、控民’这六个字。
治民路径——乱世之中，照搬前世的仁政必败，盲从徐温的强权难久，唯有‘承乱世之规，破沉疴之弊，守底线之仁’，方能在这兵荒马乱中站稳脚跟，既不沦为苛暴之主，也不成为乱世祭品。
我深知目前这五代十国，民最惧者，一是乱兵劫掠，二是苛捐杂税，三是流离失所；民所求者，不过是一亩薄田、一口饱饭、一身安稳。
徐温靠六州强权稳住根基，徐知诰凭怀柔收拢人心，而我身为后来人，既有他们没有的全局视野，更有不可丢的底线——不把百姓当纯粹的工具，却也不能忽视乱世的残酷，治民当‘务实为先，恩威相济，循序渐进’。
首要之事，仍是‘稳’，却要比徐温的强权更显灵活。乱世流民遍地，与其如李存勖般‘就地看管、强硬编户’，不如先设流民收容所或归附村落，以温饱安其心，再逐一审核：健壮者编入乡兵，却不急于征调，先令其开垦荒田、修筑壁垒，既解决粮食短缺，又能训练兵卒，一举两得；
老弱妇孺则安置于近郊荒田，发放种子、农具，免其五年至十年赋税，只要求每年缴纳少量粮食充作储备——民有恒产，方有恒心，这比连坐惩戒更能锁住民心，也比徐知诰的怀柔多了几分实操性，毕竟此时辖境残破，空有仁心无粮草，终究是镜花水月。
其次，是‘轻赋但明规’，破前朝苛捐之弊。五代以来，藩镇征税无度，官吏层层盘剥，百姓苦不堪言，这也是当初徐知诰能在升州立足的关键——他轻赋薄役，却未厘清规矩，难免有官吏徇私舞弊。
我当效仿其轻赋之策，却要额外定规：明确定出赋税数额，张贴于各乡各村，凡官吏额外盘剥者，立斩不饶；同时废除杂税，只收田税与取消丁税，荒年可申请免赋、借粮，待丰年补缴，既不让百姓绝望，也不让辖境粮草空虚，比李存勖的‘轻赋却重罚’更得民心，也比徐温的‘重赋强征’更能长久。
再者，是‘教化但不桎梏’，区别于古人的愚民之术。徐知诰兴办乡学、延请宿儒，意在拢人心、明尊卑；
而我兴办乡学与工学，不只为教忠君孝亲，更要教百姓识基本文字、学谋生技能、辨农作物优劣、防疫病侵扰、发展手工业——乱世之中，教化不是为了统一思想，而是为了让百姓有生存之力，能辨是非，少受奸人蛊惑，也能更好地耕织劳作、配合治理。
我无需照搬八股之束缚，只需教实用之术，这般教化，比空洞的礼教更能凝聚人心，也能为日后治民和富民埋下根基。
我更要兼顾‘武备与民生’，不可偏废。徐温总揽吴朝大纲，靠的是兵权在手；我身为后来者，深知无兵则无治，却也不能如李存勖般穷兵黩武。
乡兵训练要循序渐进，农闲时操练，农忙时耕种，既不耽误粮食生产，也能保证兵源充足；
同时整顿军纪，严令禁止兵卒劫掠百姓，凡犯者，以军法处置——乱世之中，兵能护民，亦能害民，唯有军纪严明，才能让百姓真正安心，才能区别于其他藩镇的乱兵，让百姓主动依附。
最后，是‘驭官与亲民’，在乡村一级设立新政派出机构，打破当地豪强、门阀垄断基层权力。
五代以来，门阀豪强割据地方，欺压百姓，徐温虽能压制豪强，却未能根除；我当重用寒门子弟与有才干的小吏，而非一味依赖门阀，既减少官吏盘剥的可能，也能打破阶层固化，让有才干者为我所用；
建立监察机构监督官吏；
建立民代制度，参政议政，听取民意；
同时主政官员定期微服下乡，倾听百姓疾苦，不被官吏蒙蔽——徐知诰虽怀柔，却仍有藩镇主的距离感，而我深知，民心是靠一点点积累的，一句问候、一次解惑、一桩冤案的昭雪，都比十次空洞的安抚更有用。
这五代十国的治民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既要懂徐温的‘硬’，也要借鉴徐知诰的‘软’，更要守自己的‘实’。
不贪快，不冒进，先稳民、再富民、后强民，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乱世之中，守住一方净土，聚起一方民力，既不重蹈前朝苛暴之覆辙，也能在徐温、李存勖等豪强林立的格局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治民之路，为日后图谋长远打下根基。”
“我近期急着去江淮有三个目的：
一是赴任，接管徐温的地盘和势力，肃清徐党余毒；
二是会一会正在围攻吴王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吴越王王子钱传瓘，他正率领十万水陆大军除了围攻广陵外，还进逼常州和无锡；
三是林积容在三十二日前派出支援广陵的两万海陆军在升州附近的长江水域遭受暗算，损失惨重；加上远在浙江的衢州，吴越所据的两个县和我方杨碧把守的三个县遭受一股不明势力近万人的的袭击，对方竟然拥有火炮和火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