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车站距离八大胡同并不远，都在前门一带。洋车穿过正阳门箭楼下的门洞，进入内城，沿着前门大街往南走。
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绸缎庄、茶叶铺、中药店、饭馆酒楼，招牌一个接一个，五颜六色，在午后的阳光下晃眼。
街上行人如织，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旗袍的，穿短褂的，摩肩接踵。有挑着担子的小贩吆喝着“冰糖葫芦”“驴打滚”，有汽车‘嘀嘀’的按着喇叭，有骑着自行车的邮差叮铃铃按着车铃。
这就是1933年的北平。虽然国府已经迁都南京，虽然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但这座古老的帝都，表面上还是一派繁华景象。只是细看之下，就能看出衰败的痕迹——有些店铺关着门，贴着“招租”的红纸；有些建筑墙皮剥落，瓦片残缺；街上乞丐多了，蹲在墙角，伸着破碗，眼神空洞。
十几分钟后，洋车拐进了一条胡同。
胡同不宽，勉强能容两辆洋车错身。地面是青石板铺的，年头久了，石板松动，车轮碾过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胡同两旁是一户挨一户的四合院，门楼高低不同，有的气派，有的简陋。几乎每家门口都挂着灯笼，红的，粉的，有的灯笼上还写着字：“清吟”“雅集”“书寓”。
这就是八大胡同了。
王汉彰知道，八大胡同不是单指八条胡同，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风月场所集中区。核心的八条胡同分别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和李纱帽胡同。这些胡同里，聚集了北平最多、最出名的妓院，从最高档的“清吟小班”到最低等的“下处”，应有尽有。
八大胡同形成于清初，最初其实与戏曲文化密不可分。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为皇帝贺寿，这些戏班就驻扎在八大胡同区域。四大徽班中，“三庆班”寓居韩家潭，“四喜班”在陕西巷，“春台班”在百顺胡同。那时候的八大胡同，还是戏曲艺人的聚集地，是文化的象征。
但清咸丰中期至光绪年间，八大胡同逐渐从戏班聚集地转变为风月场所。这与内城禁娼令有关——清廷规定内城不许开设妓院，妓院只能在外城经营。
也与漕运衰落有关，前门一带原本是漕运码头，商贾云集，娱乐业自然兴旺。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日本记者渡边龙胜在《燕京胜迹》中首次圈定了八条胡同，“八大胡同”由此得名，专指风月场所。
清末民初是八大胡同的黄金时期。据记载，最盛时有370多家妓院，从业人员数千人。妓女分为“南班”和“北班”，南班多是从苏州、扬州来的，年轻貌美，精通琴棋书画，多在一、二等妓院；北班则是本地或北方的，姿色才艺稍逊，多在下等窑子。
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八大胡同开始衰落。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南迁，客源减少，许多妓院关门歇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时至今日，八大胡同仍有相当规模，仍是北平最有名的销金窟。
王汉彰脑子里转着这些信息的时候，洋车停在了一处宅院门前。
胭脂胡同12号。
这是一座很气派的四合院，占了半条胡同的面积。朱漆大门，门楣上挂着匾额，黑底金字：“莳花馆”。门两旁立着一对石狮子，雕刻精细，神态威武。门檐下挂着两盏大红灯笼，灯笼上贴着金色的“囍”字。
这就是一等妓院的气派。
陈恭澍付了车钱，带着王汉彰走上前去。还没敲门，门就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鸨子迎了出来，穿着藏青色缎子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上堆着笑：“哎哟，陈爷您来了！快请进快请进！这位爷是......”
“这是我兄弟，王爷。”陈恭澍淡淡地说。
“王爷！失敬失敬！快请进！”老鸨子腰弯得更低了。
二人进了门，穿过门厅，来到前院。院子很大，方砖铺地，打扫得一尘不染。院中种着几株海棠，正是开花的时候，粉白的花朵开得热闹。两侧是厢房，雕花窗棂，玻璃擦得透亮。正房是五开间，廊下挂着鸟笼，画眉在里头叽叽喳喳地叫着。
这哪像是妓院，分明是大户人家的宅邸。
老鸨子引着二人穿过前院，来到中院，又从中院穿到后院。一路上遇见几个姑娘，都是十七、八岁年纪，穿着绸缎旗袍，梳着时髦的发式，面容姣好，举止文雅。看见二人，都微微福身，含笑肃立，声音软糯，笑容甜美。
王汉彰心里暗暗吃惊。这莳花馆的档次，确实高。天津最高档的妓院，也比不过这里！果然是帝都风范，不同凡响，遥遥领先啊！
终于，三人来到后院的一座小楼前。楼是两层，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匾额上写着三个字：“春光阁”。
陈恭澍回头看了王汉彰一眼，示意他跟着进屋，然后率先迈步上了台阶。王汉彰深吸一口气，跟了上去。
一楼的客厅，布置得极为精致。紫檀木的桌椅，官帽椅铺着锦垫；多宝格里摆着古玩玉器；墙上挂着山水画，落款是“白石老人”，不知是真迹还是仿作；窗边摆着一架古琴，琴身漆黑，琴弦晶亮。
堂屋里没人。
“汉彰，你在这儿稍坐片刻。”陈恭澍说，“我进去通报一声。”说完，他走向里间屋，掀开珠帘，走了进去。
通报？里面是什么样的人，需要让陈恭澍前去通报？王汉彰的心里一沉，陈恭澍把自己带到这里，究竟是要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