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木的房门在身后关上，发出“咔嗒”一声轻响，像一道闸门落下，隔绝了房间里那股混合着烟草、酒精和情欲的暧昧气息。走廊里恢复了寂静，深红色的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壁灯散发着昏黄的光，在墙壁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陈恭澍走在前面，脚步很快，但很稳，皮鞋踩在地毯上只有轻微的沙沙声。王汉彰紧跟在后，能感觉到陈恭澍身上的那股怒气——不是爆发的怒气，是压抑的、冰冷的怒气，像冰面下的暗流，表面上平静，底下却在涌动。
两人沿着走廊往回走，谁也没说话。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门牌号在壁灯下泛着铜色的光。偶尔有房间传出说话声、笑声、收音机的声音，但都隔着门板，模糊不清。这座六国饭店，就像一个大蜂巢，每个房间都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里面的人在做什么，想什么，外面的人无从知晓。
王汉彰脑子里还在回放刚才王天木房间里的情景。那凌乱的房间，满地的烟头，空酒瓶子，揉成团的卫生纸，还有床脚边那件粉色的女人内衣。空气中那股特殊的腥味，像一根针，扎进鼻子里，让人不舒服。
更让他不舒服的，是王天木的态度。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那种急不可耐的驱赶，那种“我资历老你们靠边站”的倨傲。在任务如此紧急、如此危险的情况下，王天木居然还有心思玩女人，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排挤同僚。这样的人，能成事吗？看来这次刺杀张敬尧的任务，很可能无功而返啊！
两人下了楼，穿过大堂。大堂里依然人来人往，外交官、商人、记者、军官，各色人等穿梭往来。水晶吊灯的光洒下来，照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上，反射出炫目的光。留声机里放着舒缓的爵士乐，几个洋人坐在沙发上喝咖啡聊天，笑声阵阵。
这繁华安逸的景象，与三楼那个肃杀的任务，与王天木房间里那股糜烂的气息，形成鲜明对比。世界就是这样，表面一层，底下一层，再底下还有一层。你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走出六国饭店的旋转门，晚风吹过来，带着初春的凉意。王汉彰深深吸了口气，想把肺里那股饭店的奢靡气息换掉。街道上行人已经少了，路灯亮起来，在东交民巷这条特殊的大街上投下昏黄的光晕。偶尔有汽车驶过，车灯划破夜色，引擎声在安静的街道上回荡。
“走吧。”陈恭澍说，语气已经恢复了平静，“先找个地方落脚。”
两人沿着东交民巷往西走，出了使馆区，进入华界。街道一下子变得狭窄、昏暗、嘈杂。石板路坑坑洼洼，路边堆着垃圾，散发着臭味。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酒馆还亮着灯，里面传出猜拳声、笑骂声。胡同口蹲着几个拉夜车的洋车车夫，看见有人过来，立刻站起身，吆喝着：“先生，坐车吗？便宜！”
陈恭澍没理他们，继续往前走。王汉彰跟在后面，观察着四周的环境。这里是北平的南城，平民区，大杂院一个挨一个，胡同七拐八绕，像迷宫一样。路边有卖夜宵的摊子，馄饨挑子冒着热气，平底铛里煎着灌肠正滋滋作响。几个苦力蹲在路边吃面，呼噜呼噜的声音在夜色里格外清晰。
这就是真实的北平，与东交民巷那个国中之国完全不同的北平。贫穷，杂乱，但充满了烟火气，充满了活着的气息。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陈恭澍拐进了一条胡同。胡同很窄，勉强能容两个人并肩通过。地面是土路，坑洼不平，两旁是低矮的院墙，墙头长着荒草。胡同里没有路灯，只有从窗户里透出的煤油灯光，昏黄，微弱。
陈恭澍钻进了一个大杂院。院子不大，堆满了杂物——破自行车、旧水缸、煤球、劈柴，挤挤挨挨，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院里有七八间房，都亮着灯，窗户上映出晃动的人影。有小孩的哭声，有女人的骂声，有男人的咳嗽声，还有收音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他在一扇木门前停下。门很破旧，油漆剥落，门环锈迹斑斑。他掏出钥匙，打开门锁，推门进去。
“进来吧。”陈恭澍说。
王汉彰走进去。房间不大，也就十多平米，陈设简陋。一张木板床，铺着粗布床单；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漆都掉了；还有一个洗脸架，上面放着搪瓷脸盆。墙上糊着旧报纸，已经发黄，有些地方破了，露出里面的土坯。窗户很小，糊着窗纸，窗台上放着一盏煤油灯。
房间里收拾得很干净，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冷的味道，像是很久没有人住过了。桌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陈恭澍回身关上门，插上门闩。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外面的嘈杂声被隔绝，只有隐约的声响透过墙壁传来。他点亮煤油灯，橘黄的光晕散开，照亮了这个狭小的空间。
“坐吧。”陈恭澍指了指椅子，自己在床边坐下。
王汉彰放下手里的行李，坐在椅子上，椅子腿有点晃，发出吱呀的声音。
“这是我在北平的一个落脚点，”陈恭澍低声说，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一年前置办的，用的是化名。除了我，没有其他人知道。安全，隐蔽。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休息，明天开始行动。”